引导语：《黄帝内经》是我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也是第一部冠以中华民族先祖“黄帝”之名的传世巨著。
2000年前的秦汉时期，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总结了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理论，并吸收了秦汉以前有关天文学、历算学、生物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运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理论，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其医学理论建立在我国古代道家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反映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
《黄帝内经》包括《素问》81篇和《灵枢》81篇，各9卷。它分别从阴阳五行、天人相应、五运六气、脏腑经络、病机、诊法、治则、针灸等方面，结合当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就，作出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概括和认识。迄今在诊治学上仍具有指导意义。
《黄帝内经》把人的形体和精神看作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认为人的形体病变可以影响精神，精神的状况又可以影响形体的病变，同时人体又是与外界环境(自然、社会)紧密相连的;人体必须与外界环境取得平衡，按照自然界的变化来调节饮食起居和精神活动，前者为“形神合一”观，后者则为“天人相应”观，二者充分反映了《黄帝内经》中的“整体恒动观”，是其所主张的两个基本观点。
“形神合一”观，形神问题即身心关系问题。《黄帝内经》一方面认为形为神之本。“形体不敝，精神不散”，即神必须依附于形体才能存在，且其功能也只有在身体健康时才能正常发挥，这是符合唯物主义思想的。另一方面认为神为形之主。神本于形，同时也反作用于形。“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得神者昌，失神者亡”，说明“神”可以直接影响“形”，决定“形”的存亡。正因为神为形之主，所以神在病因、治疗、防病、养生方面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心怵惕思虑，则伤神，伤神则恐惧自失，破胴脱肉，毛悴色夭，死于冬”。心困恐惧和思虑太过而伤及所藏之神，神伤则会时时恐惧，不能自主，久而大肉削瘦，毛皮憔悴，气色枯天，死亡在冬季。《黄帝内经》中提到的“神”，一般指精神活动，是“心”的功能，主宰着整个人体的生命活动。由此精神对形体的反作用是明显的。
“天人相应”观 ，是说一个人的生存与天地二气的自然界是密切相关联的，人能顺应天地阴阳的变化，不违四时的规律，了解十二经脉的道理，就能明达事理，不会被疾病现象所迷惑。《黄帝内经》将人的身体视为自然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强调人的生理现象的变化与自然界变化一般原理的一致性。“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能经天地阴阳之化者，不失四时，知十二节之理者，圣智不能欺也”。这说明无论是治病还是养生，都离不开人体内外环境统一的“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形神合一”观与“天人相应”观所体现出来的是整体观，把人与自然、社会、生理、心理等置于整体联系之中，并将其贯穿于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养生各个环节，对今天的医学临床实践仍有启发意义。当代医学模式正由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一社会一心理医学模式过渡，继承和发扬《黄帝内经》的整体观，不仅对医学，而且对人类认识的发展也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医学心理思想《黄帝内经》指出心理活动不是虚构的而是由人体产生的。它认为心理活动分属于五脏，即“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并主张脏腑还是情绪活动产生的生理基础。现代心理学认为，心理是人脑的机能，《黄帝内经》以脏腑作为心理器官是不科学的。但《黄帝内经》把心理活动植于脏腑形体之上，同灵魂学说相比较有历史进步意义。
中医学很早就认识到心理因素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引发疾病，并将这一类病因集中概括为情感病因。《黄帝内经》对此作了广泛的论述，指出情感失调是引发疾病的重要内因。《黄帝内经》认为感情活动与五脏一一对应。五脏所属的情感活动一旦过激，就会引起相应脏腑的病变，如“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等。现代心身医学研究表明，一些心血管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等是人们长期处于节奏快速，应激频繁的状态之中，心理压力过大，情绪适应不良导致的，这正是与《黄帝内经》的关于情感与五脏关系的论述有相通之处。另外，情感刺激的强度不同，致病的结果也不同，指出“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可以致疾病急起，甚至死亡。类似病例比较突出的就是《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后喜乐异常，使他突然得了癫狂。而对渐进性的精神刺激对身体的伤害也有明确的论述，如“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气弛坏，荣泣卫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可见，渐进性的精神刺激所致疾病多、起病缓慢、病程长、治疗难。《黄帝内经》对情感致病的机理有所认识，指出情感除直接损伤脏腑外，还通过气机引起其他身心病变。如“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灵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虽然《黄帝内经》对情感致病机理的认识与现代身心医学观点有些出人，但不能苛求。
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 《黄帝内经》十分重视心理治疗过程中的医患关系，明确指出“病为本，工为标”，认为病人为本，医生为标，医生应当根据病人的身心特点，去辨证施治。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会促进和提高疗效。说明《黄帝内经》关于医患关系的论述是富有科学性的。
另外，《黄帝内经》也十分重视心理因素，如望诊、问诊、切诊等，通过询问病人(心理等)，观察病人的精神、气色等来帮助诊治疾病。《皇帝内经》说：“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诊治疾病时，应尽量做到对病因、病史及相关情况细致了解掌握，才能有助于准确诊断治疗疾病。《皇帝内经》重视语言疏导，“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便，开之以其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呼?”，它从人“恶死而乐生”的本能出发，告诉患者不遵医嘱的危险，讲明遵从医嘱的好处，诱导患者创造治愈疾病所需要的条件。着重通过医生的说服教育转变患者对医治疾病的态度和认识，取得患者的配合，以提高疗效。这也是现代心理治疗应遵守的原则。《皇帝内经》指出“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说明用一种情感去纠正相应的情感，可以调节情感过激引起的病变。从《续名医类案·郁证》记载：韩世良在治疗一个“思母成疾”的女患者时，暗中让女巫告诉患者，她母亲在阴间准备报复克命之仇，患者大怒，“我因母病，母反害我，我何思之!”事例虽极端，但患者“病果愈”。这是“怒胜思”的成功病例。“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只要对病人移易精神和改变气的运行，用一种“祝由”的方法，病就可以治愈。祝由是对疾病求助于“神”的一种方法，通过对患者祝说疾病的由来，用以改变病人的精神状态。“因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之所从生者，可祝而已也”。疾病是可以用精神疗法控制的，事先了解疾病的病因，可适当选用“祝由”的方法来治疗疾病。当然，在针灸疗法在《皇帝内经》也有相应记载，“神有余者写其小络之血，出血，勿之深斥，元中其大经，神气乃平”，神有余就刺其小络使之出血，不要深刺，以免伤大经，这样神气才能平和。可见，针灸具有平复患者心理状态的作用，现代临床实践证明，针灸仍是治疗心理疾病的常用方法。
《皇帝内经》对养生学有突出的贡献，他强调整体观及从“防未病”思想出发，指出应“不治已病治未病”，注重内在环境与外在环境的统一，强调从外因和内因两方面养生。“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对外在的“虚邪贼风”，应及时回避，对内应保持气血阴阳的平衡，做到“恬淡虚无”，正气充足则疾病不会发生，从而达到健康长寿之目的。少私寡欲 《皇帝内经》认为欲望对人的健康影响很大。“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气弛坏”，指出欲望无穷，最终会影响健康，所以养生的方法就是要“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即要意志安闲，少有欲望，心境安定，没有恐惧，现代身心医学证明，适时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做到“少私寡欲”，以求心理达到平衡，则会有利于身体健康。
另外关于锻炼形体方面，《皇帝内经》从“形神合一”的整体观出发，认为形与神有机相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指出养神与养形可相结合，通过动形可以恰神。须应调神其基本原理就是适应自然界阴阳之气的升降沉浮，保持自身的阴阳平衡，达到健康目的。“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 。强调根据春夏秋冬之寒热温凉的变化适应“生气”、“长气”、“收气”、“藏气”，而进行调养。并且“朝则为春，日中为夏，日人为秋，夜半为冬”，一日之内阳气亦有所变化，如同顺应四季变化养生一样，也应顺“一日四时”进行养生。这就与现代人体存在“生物钟”的认识不谋而合。顺时调神也是“天人相应”的观点延伸。《皇帝内经》的上述养生心理思想含有积极预防的意义，对今天倡导的全民健身运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是对养生学的重大贡献。
《皇帝内经》是一部经典、深奥的中医药学著作，它不同于西医书籍那样将人体进行解剖、生理、病理等学科性细化，而是通过阴阳五行学说和天人合一理论构建了完整的中医药学体系。它除了是一部伟大的医学著作外，同时是一部经典的哲学典籍，它帮助我们认知日常事物中的深奥智慧，论证事物和事物之间的联系，具有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是表现在中国古代医学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当然，其在医学、哲学方面的极大贡献和成就绝非三言两语所能概述清楚的，此文只是将个人之愚见，以及网络中的他人见解加以编纂整理，了以成文，窥其一斑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