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中华民族文化瑰宝，历来被奉为“大道之源”“群经之首” 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地位之尊贵名声之显赫没有任何一部典籍能与之相比，春秋时期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晚年喜“易”并作《易传》，为传承《易经》这部以“仁”为主线，充满唯物主义哲学理念，并含纳政冶、军事、行政等各个方面的上古时期的百科全书留下了一个两千多年的《易经》情结，《易经》之梦幻。
《易经》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地位之尊贵名声之显赫没有任何一部典籍能与之相比，在秦汉准确地说是汉代留下的《史记》《汉书》《左传》《说文》等重要古籍中对《易经》都有涉及，足见其影响之大，根基之深，被奉为“大道之源”并非徒有虚名。
但是《易经》的身份却是一部卜筮之书，俗称“卦书”。这多少与它的尊贵地位有些不太相符，占卜是偶然与必然的概率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奉为至尊的地位毫无疑问它不能代表科学,它只能算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生成的文化,它对社会的影响会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科技成果的突破逐渐减弱。
多有学者认为《易经》的内容涵盖的是哲学、政治、军事、自然科学等多类学科集一身的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综合性著作，余敦康教授在《易学今昔》中对《周易》的本质做了如下的论述“……卜筮不过是他死的躯壳，哲学才是它的本质，……《周易》是一部科学著作，其蕴涵的科学思维不仅对古代的科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基本思想吻合，……《周易》是一部史学著作，其中保存了多方面的古代珍贵史料，特别是反映了殷周之际的历史变革，……。(《易学今夕》 05.6第一版)余教授对《周易》，准确地说是对《易经》本质的论述，代表的是易学界，学者的普遍的看法，是金玉之论。
但是《易经》的占卜与它的身份总是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不相符的感觉。尤其是当我们在史书中查看它的来历的时候，发现有关《易经》与《易传》的记述疑点颇多相互矛盾，为此有必要对这些疑点和矛盾进行论证进而解开《易经》之迷。
一、《易经》与“八卦”的阴阳理论学说没有必然联系。所谓《周易》的卜筮理论是西汉专制的封建皇权为打造“受命于天”的神话，精心为《易经》设计的外套，其目的是掩盖《易经》中“以民为本，以仁为本”的唯物主义的思想。
认识《易经》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八卦”。只有对“八卦”的生成过程及其内涵做深入的解剖才能正确地给《易经》定位，才能揭开《易经》的第一层神秘面纱。
“八卦”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传说为伏羲氏始作，是我们
的祖先留下的具有哲学理念的文化遗产。《易传?系辞下传》第二章对八卦的起源做了简要的介绍“古者包栖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观象于天，俯者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可见上古的初民作八卦伊始就不是空穴来潮，是通过观察宇宙，观察人的生存环境，对天象中出现的各种现象;闪电、雷鸣、风、雨，人和人的生存环境，地上能看到的各种事物进行总结归纳的结果，并用八个符号(也可以称为汉字最早的初文)来表示其含意，它的名称即是符号也是所指事物，三位一体并无其它附加的表述文字。
“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说的是“八卦”最初的功能是卜筮。方法是，用“草棍”卜筮出天意“用以决疑”。这和今天在体育比赛中采用“抽签分组，掷币猜先”没有区别，是偶然与必然的结果，没有复杂的理论支持，体现的完全是“天意”。
用八卦的环形排列表示方向和方位，是我的祖先的一大发明。其功能相当于现代的地图。 系辞下传第五章“万物出乎震，东方也。离者也……南方之卦也，……乾西北之卦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艮，东北之卦也，……。”系辞的作者虽然将乾、坤、坎、震、离、兑、艮、巽与八卦的卜筮功能混为一谈，但是他所提供的最重要的信息是方位概念，即我们所见到的文王八卦方位图，也被称为后天八卦图(见图一)。
现在我们先看看这八个字在殷周时期的含意是什么;
“震”：上边的“雨”在甲骨文时代(以下同)的本意是“雷”，雷在上古时期的初民心中与闪电一样有神圣地位，古人认为雷是神的差官专对人间不平的事发出警告，对做坏事的恶人发出警告，辰是危害农田的地下害虫(见“震”字详解，以下同)。帛书本作“辰”。
“艮”的本意是“阴险的人”。
“巽”的本意是归顺或顺服。帛书本作“筭”。
“兑”的本意是人开口高兴地笑。帛书本作“夺”。
“乾”乾的符号代表天，“乾”字的本意是太阳快落山时对天祈祷，乞求上天保佑。帛书本作“键”。
“坤”与申同，本意指的是天上的闪电。闪电在上古时期是被看作上神的化身，所以坤同神，代表的是上天的意志。帛书本作“川”
“坎”指的是北方有大面积的土地，且人烟希少。帛书本作“習”。
“离”的本意是用网去捕捉猎物，所以引申为狩猎的场所。帛书本作“羅”。
文王八卦中“乾”“坤”“兑”的方位正好在周族邑国西歧(今陕西省岐山县方圆地区)，用兑表示周族邑国族民生活快乐，而且有上天上神的护佑。而殷都朝歌在震(今河南省淇县、安
阳地区)，会受到上天对他的惩罚(参见商殷黄河中下游部落活动简图)。如果把文王八卦图看作一张殷周时期的简易地图《易传?系辞下传》第十一章“《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就一目了然地看清了其中的秘密。
文王的后天八卦图与被称之为伏羲八卦的先天八卦图(见图二)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伏羲八卦图据说是宋人所作，八卦的阴阳理论在图中表现的非常清楚，表示天和“至阳”“至尊”的符号和表示地和“至柔”“至贵”的符号分布于图的上下尊位(习惯上也看成南、北方位)，是目前公认的“先天八卦”的顺序，而原始的八卦排列顺序在目前已经出土的十五万片记有殷商文化的甲骨中并无见证。
文王的后天八卦图，是文王姬昌在被纣王拘囚在羑里时“重演”而作，如果用阴阳相对的理论去解释“后天八卦”，矛盾显而易见，其与八卦最基本的阴阳理论无法对号。
关于阴阳理论，最早的记载是公元前827年周宣王时，卿士號文公“因籍田之礼”向宣王进谏时涉及到了阴阳概念。號文公用“阳气俱蒸，土膏其动”“阴阳分布，震雷出滞”解释春天的土地松动是因阳气上升所致，因阴阳二气的运动导致震雷的发生。这与上古时期解释自然界发生的雷电现象已有质的区别。但是此时的阴阳概念尚不具备阴阳统摄万物的哲学概含。
阴阳理论的确立又经过春秋战国至西汉初期约六百多年，于公元前139年汉武帝登基的第二年，在淮南王刘安主持撰写完成的《淮南子》一书中才确立了一套基本完善的理论。《易经》的成书年代是“殷之末世周兴之初”的公元前1066年前后，早于此九百多年，因此《易经》中的八卦符号不含阴阳理论，是符合逻辑的判断，八卦的符号只有计数和指示方位的功能。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易经》六十四卦和《易传》的部分篇章。其中乾卦之“乾”做“键”，坤卦之“坤”作“川”，川在甲骨文中是象形字，本意是“河”，这与坤卦中所述事件，渡过黄河进行“牧野大战”正相吻合。有学者认为“坤”作“川”这是篆隶文字转抄中的笔误，其实帛书本与通行本有多处文字不同决不能简单认为是笔误。
《帛书易经》六十四卦，分八宫排列，每宫八卦，按八卦相重的原则排列。八宫之顺序为：键宫、根宫、习赣宫、辰宫、川宫、夺宫、罗宫、筭宫。每宫上卦不变，下卦从本宫卦列首开始，以下的次序为：键、川、根、夺、习赣、罗、辰、筭。这样的排列说明易经的早期的确是按照方位排序的.
《易经》中没有阴阳理论，它的八卦符号指的又是方位，那么所谓的乾、坤、坎、震、离、兑、艮、巽、以及由八个符号复合衍生出的，其它的五十六个卦名，又都是什么含意呢?
按上面的推理，所谓的卦名当然是《易经》所述内容的一部分。这些文字原本就不是卦名。《易传?系辞》“阴阳不测之，谓神。”告诉后人的正是其中之玄机。
最后引用王先胜先生在中国先秦史网站发表的当代《中国易学之反思》一文中所举例当
代学者对《易经》中所谓的阴阳之认识作为本节的结束：
钱穆说：“《周易》之上下经，本不言阴阳，十传始言阴阳”(《<易传>与小戴<礼记>中之宇宙论》)。
李镜池说：“易以道阴阳，当是在阴阳说流行之时即战国中晚期之间为易学家所采用的……春秋时的易筮，还没有以阴阳来说解的”(《周易探源?易传思想的历史发展》)。
庞朴先生说：“若说八卦的原始，它与阴阳本是无涉的┉┉”。
二、传本《易传》是西汉封建皇权与儒学、道家妥协的结果，是儒学者为保护《易经》这部唯物主义的综合巨著精心“炮制”的“绝世经典”。自身不能“自圆其说”为后人留下了解《易》的钥匙。
认识《易经》离不开与其捆在一起的《易传》。
我们现在见到的《易传》其编撰的年代应是西汉中后期汉成帝(公元前32年---前2年)时期定稿的，共有十篇，含文言传、彖辞上传、下传;象辞上传、下传;系辞上传、下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又称十翼，比《易经》的成书大约晚九百年。秦汉时把解释“经典”的文章称为“传”，所以《易传》是权威的解《易》之作。
《易传》把《易经》推到了“大道之源，群经之首”的尊位，是认识《易经》揭开“易道”之迷的钥匙，因此对《易传》进行认真的解读是认识《易经》的第一步，也是进一步撩开《易经》神秘面纱的重要一步。
学术界对《易传》的成书年代一般认为是春秋战国时期经多人之手陆续写成，最后的成书年代是战国后期，但是根据近代的考古成果，尤其是帛书易经的再现这一看法应从新思考。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丞相李斯的支持下，为消除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主要是唯物主义的思想文化，在秦兼并六国后对国家体制和政治的影响，准确地说，主要是与秦始皇的“天命”思想的冲突，于是以“师古还是师今”为借口对先秦的文化进行了一次空前的清算，这就是史称的“焚书坑儒”。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了这次焚书，“除秦记以外的列国史书均焚毁，除博士官外;民间私藏的《诗》、《书》、?百家语?限期送官烧毁，有敢于再传播《诗》《书》内容的杀头，以古非今的诛族，官吏知情不报的同罪;可以保留医药、卜筮、和种树的书。”
有了《史记》这样的记载因此就得出了结论：《易经》是卜筮之书不在焚毁之列，但是这一结论与《易传?系辞》相违。
系辞下传在篇末三次重复了，“《易》之为《书》也”很明白的告诉读《易》的人，《易经》是《书》而不是所谓的卜筮典籍。秦汉时期把记述“先王之言”的书称为《书》，如记述三皇五帝至西周时期历史和帝王言行的《尚书》，汉以后记述汉朝历史的书称为《汉书》，与
今语中的“书”所指范畴不同。春秋至秦汉其间因文章多写在竹简与木简上所以“简”或“篇籍”是今语“书”的概念。
如果按《易传?系辞》的说法《易经》在秦始皇焚书之时已被列入禁书之列。有《汉书?艺文志》为证，“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在这段记载中《易经》与《春秋》《诗经》作为先秦的重要典籍在焚书之列，没有疑问。而且对焚书的目的做了定性。并把从汉初开始收集天下篇籍的工作，经汉武帝期间的再次失散直至汉成帝指派陈农再次主持征收天下遗书长达一百五十余年之久的过程，原委进行了简述。
陈农的这次征收遗书得到了“《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易传?周氏》二篇，字王孙也。”如果《易经》不在焚书之列何必再次列入征书之列呢?
这里还提到了汉武帝发布了藏书的政策，设立了写书的专职部门，并将写成的《书》深藏于“秘府”。为什么“皆充秘府”的最终结果却是“书颇散亡”呢?给后人留下一个疑问。
艺文志还提到了《易传》的一个周氏版本，但是只有二篇，而不是多篇。这说明了《易传》最早的版本是秦以前成书的并被列入焚书之列。只是“彼《易传》不是此《易传》”而已。
艺文志对《易》还做了如下的记述：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天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
这段对《易》的记述与开篇开对《易》的记述似乎矛盾，但经过分析却不矛盾。“凡”是指重新编撰和汇总。重新编撰的《易》是由施、孟、梁丘三家和《彖》《象》《系辞》等“十翼”十家组合而成，这个“易”已是《易经》与《易传》的合成本，即被称为《周易》的文本，与我的今天看到的《周易》大体一致，只是在篇幅的数量上稍有差别。现本为二百三十一篇是因后人重新编修的结果(以小章节计算)。
对这段记述还存在一个理解上的问题，“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此处断为句号)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书》省略了“今”字)。”经过这样的段句，不但消除了《易经》是否在焚书之列的争议，与《易经》和《易传》相关的扑朔迷离的种种迷团也变得清晰了。
《易经》是由周文王姬昌原作。说卦传第一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
《易传》作为周王室的藏本在王室和社会上层流传。这就是“字王孙也”的来历。在现存的文本中存有摘录的片段。周公应对易经的传承做过贡献但无史料记载。
春秋时孔子作《易传》对《易经》进行了注释。但是在现存的文本中假托“子曰”相关的文字有真有假。根据是，现有的史料中可以看到孔子信“天命”但并没有关于孔子对占卜和对阴阳五形学说的具体论述，而儒学的精髓在于哲学、伦理与道德。
由此可以初步认定，是汉成帝时期对《易经》和《易传》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而使之成为卜筮之书得以“传者不绝”的。
从考古发现和破译的内容看，对《易经》的改造是;
(1)、按照汉初方兴未艾的道教的八卦阴阳理论对原有的文本进行了剪辑并重新排序，改八宫为上经下经，对有忌讳的地方进行了文字处理，保留了原文格式和原本的基本面目。
(2)、绝大多数的原文未进行甲骨文、金文、古文在字意上对秦篆及隶化后汉隶书的译释，只是直接在文字转换中更替，但对少数忌讳字做了甲骨文，金文对篆隶的更译，使原文的字意、文意似懂非懂神秘难懂。未见过原本，不懂先秦文字的人已无法读懂其意，使其从此披上神秘面纱以适应八卦卜筮的需要。
《易经》原本的内容，应比现流传下来的内容丰富许多，比如一九七三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本的《易》其卦序与今本不同，有《易》学者认为这是易学流派不同的原因，虽然笔者尚无缘见到这部“帛书”但是它应是《易经》中一个相对较早的版本，与流派不会有多少关系。易经的作者姬昌虽然在名分上是臣，但它却是周王朝实际上的奠基人和缔造者，名望之高无人可及，被誉为圣人、圣臣，武王克殷后封于齐地(今山东省东北部，“与天齐”，见太公与文王姬昌考)，死后谥文王享帝王之尊，其所撰写的文章称作“易”(赐)因而字字珠玑，在流传中被讹传误抄的可能性不大。
这部具有原味上古文学特色的综合巨著，其中保存的珍贵史料，和唯物主义哲学理念，随着时间的流逝古文化逐渐丢失，他的真实面貌也就越隐越深。如果没有当代考古科技的科研成果，重新打开《易经》已不可能。
对《易传》的改造应该说绞尽了编撰者的脑汁。
今天读到的《易传》有对《易经》的高度评价，有对其内容的理性认识。但是这些精要都淹没在了专为卜筮设计的理论中，读解时的直接感受就是，逻辑混乱矛盾百出，不能自圆说，尽显卜筮文化之玄秘。
其实这正是斧凿的痕迹，也是为了达到最难达到的目的，精心设计的结果。系辞下传第十章“《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
尚其占。”《易》有圣人之道四：学习文学的人送给你的是文章，想做好事情的人送给你的是知识，但要灵活应用，对治理国家的君子送给他的是“道”，对卜筮的人，送给他的是占卜。为此《汉书》将《易经》含糊其辞地记入儒家经典后，在占卜五行的书目中以《周易》的书名记入占卜类书目，由此可见《易经》被改造的初期是以“双行线”的形式在社会不同的阶层中流传，《易》与《周易》实际已是两本性质上不甚相同的书，而“周易”含纳“易”。《史记》并没有使用“周易”的书名，所以“周易”这一名称原于西汉末至东汉初期。
对《易传》进行的改造是，将古版的《易传》进行文字对译后，割取其中的精华然后用大量的让人费解的卜筮理论进行覆盖，这就是为什么《易传》中有诸多前后逻辑不相干，不能自圆其说的原因，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系辞》传，共约六千七百余字，较通行本为多。其中无“大衍之数”章，但包括通行本《说卦》的前三节，有两千余字为今本《系辞》所无。没有《彖》、《象》、《文言》，但卷后抄有《二三子》、《易之义》、《要》、《缪和》、《昭力》诸篇，为通行本所没有，为我们研究《易传》提供了新思路的依据。为我们读它的时候不受那些繁杂的卜筮理论的干扰，提供了物质上的支持，下面摘释数节抛砖引玉。
系辞上传第一章：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易经有易经的智慧，明白了易经中的智慧就如同有了助手。有了易经中的智慧就象人有了父母，有了易经中智慧就能够建功立业。人有父母才能长大成人，才有发展前途，能够建功立业才能发展壮大，事业发展并能长久是因为有了贤人的品德，事业发展壮大是贤人要做的事业。
系辞把《易经》含纳的智慧比喻成如同父母的教诲，教人具备贤人之品德，成就贤人之事业，这样的比喻决不是对所谓的“周易八卦”这种卜筮之术的推崇。
系辞上传第四章“《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易》中的学问能够与天地比美，因为它讲述的道理宽广而深远，条理清晰，是天道与地道。仰头观察天文，俯下身观察环境，这是它智慧的来源，是使人能悟明深奥道理的原因。……(说《易》中的智慧)与天地相似，没有违反常理。它的智慧能遍及所有的事物，用其中的“道”能使国家治理的美好，这不是对它过高的评价。心术不正，行旁门左道则不会收到功效。乐天而知道自己德行的人，才不会有忧患。安定国家之道，在于施民以“仁”，这样才能得到(百姓的)爱戴。
这段话把《易经》的实质内容讲的就比较清楚了，是安邦定国之策，而且是由“仁”而得“爱”。心术不正，旁门左道，无德行者学之不爽。
系辞下传第一章“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
曰义。”爻象的变化是它的实质，卜筮吉凶只是见到的外表;用其建树功业在于它的变化，圣人(姬昌)贤德的品行“仁爱”的思想，藏在“卦辞”之中。天地之道的大德，在于民生。有德圣人最珍贵的宝物，在于能行权。怎样才能保住权位呢?在于普施“仁”于民。怎样才能聚集人气呢?在于富民。治理和引导人民创造财富是正道，用法律约束老百姓错误的行为，是最大的善举，主持正义是应做的事。
这段话除了把《易经》的实质与其表像的不统一性讲的很明白，并把“仁”的概念补述的具体而丰满。
《易经》经过改造以后，由皇帝牵头进行了大规模的卜筮活动，《汉书?五行志》对这一活动的初始用了十余万言进行了记述，可谓声势浩大。这与汉武帝时成书的《史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史记》对《易经》的记载是在太史公自序中：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段借其父老太史公寄予的希望，希望继周公、孔子之后有一个能像周公、孔子那样著书立说传承介绍“明世”的人，注解《易传》，整理《春秋》，并从根本上对《诗》《书》《礼》《乐》进行甄别。司马迁将这件事非常动情地记下：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我怎么敢不去做这件事呢!可见其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但是在现存的《史记》中并没有关于《易经》《易传》《诗经》《春秋》等先秦重要典籍的篇章。
《史记?天官书》记述的内容主要有天文、天象和阴阳五行理论，对“天人感应”也有记述，但是没有提到《易经》。《汉书?五行志》与其内容极相似，但是对《易》的“阴阳五行”的卜筮活动却大书特书。与此相反《史记?儒林列传》对《易》作为儒学的经典，对它的传承却畄下了如下记述：“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汉武帝登基6年,公元前134年)征，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成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两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从这段记述中可得知杨何、即墨成、孟但、周霸、衡胡、主父偃六人在汉武帝继位的初期，因精通《易》先后入仕为官食奉，甚至当上了太子门大夫，担当教育太子的重任。但是《汉书?五行志》在记述《易》的卜筮功能的文字并未提到上述六人的“易道”，反而记述的是与其同时期的董仲舒、刘向为主的以“阴阳五行”论“天人威应”的学说。大量对《易》的卜筮功能的记述，都是宣帝至成帝时期也就是西汉王朝进入衰败时期的人物，其中最有名的是京房、刘歆等运用《易》进行占卜的记述。因此《易经》是经过汉武至汉成帝的改造才具有的卜筮功能没有太多的疑问。正像《易传?系辞》说的“《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易经》作为记述先王之事的《书》，最原始的内容是它的实质。六爻相杂在里面，是应时的东西。
《汉书?五行志》对《易》的占卜功能有大量的记述,但是《汉书?艺文志》却对《易》留
下了如下文字: 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洪范》八政，八曰师。孔子曰为国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后世燿金为刃，割革为甲，器械甚备。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汉书并没有将《易》列入兵书的清单,但在兵书一节结束语中引用《易》的原文(与帛书系辞基本相同，传本系辞为: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应是最明确地将《易》划归兵书的文字。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没有留下对《易经》和与其相关的春秋时期“诸子”著作的论述，这应与汉武帝后来喜神鬼，崇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术有关系，而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学者多言无鬼神”的话，可以想见司马迁与汉武帝之间思想意识上的距离。
《史记》的面世是在武帝刘彻死后五十余年即汉成帝“征天下之书”时才得以面世，这时正是成帝改造《易经》的时期，一些文稿丢失也是可能的，汉书艺文志记载“《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但是《史记》在留候世家中讲的年轻时期的张良在圯上尊老的故事，却可能与《易经》有密切关系。
良尝间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儒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恕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草会。”五日鸡呜，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
第一次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大概是小学一、二年级。那时候放暑寒假，老师带着学生义务组织假期的“暑假乐园”，有图书室、棋艺室、和幻灯等，这些项目在五十年代已是很有趣的活动了。当时是读“小人书”读到的这段故事，也是几十年来始终不能忘记的几本小人书中的一本。不能忘记的原因之一，就是被张良的敬老精神所感动，以致敬老成为伴随成长的座佑铬。第二就那本神秘的《太公兵法》，进入了童年时的脑海，希望有朝一日也能遇上神秘的老人送一本书。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儿时的童话早就淡忘了。但是，这次解读《易经》却突然间发现了它的踪迹，司马迁在这关于《太公兵法》的故事中有两个特征与《易经》完全和拍
“黄石”，赠书老人假托黄石化身，其用意在于崇尚黄色，黄色是西周王朝的国色，而《易经》中有多处写到崇尚黄色;坤挂第二，“黄裳，元吉。”这里写的是参加牧野大战的军队的军士着装黄色军服,战士作战英勇奖励的亦是黄色的巾、服装等。遁卦第三十三、“执之用黄牛之革，……。”这里写的是使用黄牛皮绳子捆上那个曾阴谋陷害文王的主犯，这里强调黄
色牛皮，强调的是“绳之以国法”。革卦第四十九、“巩用黄牛之革。”这句话写的是，南征时跟随部队行动的女人生小孩的时候，要用黄色的牛皮搭建产房，以表示尊贵和受到保护。
突出黄色的记述还有数处，不一一例举。
“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十三年在西周建国初朝是重要的时间概念，史载姬昌在被营救回国之后首先进行的是十年左右征讨“诸候”的战争。
《尚书?泰誓》“惟十有一年武王师渡孟津作泰誓”
颐卦第二十七“十年勿用，无攸利。”
即济卦第六十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末济卦第六十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虽然十与三的释义甲骨文与汉隶书不同,但《史记》的这样记述应不是巧合而是假托《太公兵法》道出《易经》的真容。
“运筹帷幄之中，制胜於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於易，为大於细,作留候世家第二十五。”这是《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述的为张良作世家的理由,“图难於易”之“易”《说文》的解释是:蜥易堰蜓守宫也,象形,秘(左示右必)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一曰从勿,凡易之属皆从易。说文的解释可以证实“易”在东汉时期尚来演变成“难易”之易。
太公是谁?在反映武王克殷的神话小说《封神榜》中有一位谙熟兵法的人叫姜太公是文王闻其“大贤”在渭水河边迎请的军师，后为武王建立西周王朝立下了千古奇功，战事结束后子牙为追悼在战争中死去的将士“拜坛封神”留下千古美谈。司马迁是一个在学术上很认真负责的史学家他决不会凭空杜撰出《太公兵法》这么一本子虚乌有的书，《太公兵法》在汉朝时定有传本，但是在所有的先秦和汉代典籍中却找不到一点有关此书的记录，何也?太公何许人也?
三、太公寻踪与文王简考
姜太公这个人物是完全虚构还是有生活原型?答案肯定是后者，《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述的就是这位盖世奇功的传奇人物。
《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
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
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彨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悦)，曰：「自吾先
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
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国。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
第一小节说的是太公本姓姜氏,而周族的始祖姓姜《诗经?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源。《史记》周本纪亦清楚地记述了姬昌的祖母,古公之妻(应不是正妻)太姜生少子季历,之子是姬昌。《诗经?大雅》绵:“爰及姜女,聿来胥宇。┉┉文王蹶厥生。”可见姜氏与周族的密切关系。这是太公身世的疑点之一?
第二、第三小节记述了两个不同的太公的经历对于一个对西周王朝做出过重大贡献,享天子礼乐的人物本不应有不确定的传说，。这是疑点之二?
《史记》中关于齐太公世家的疑点三：居二年，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疆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纣。纣师败绩。纣反走，登鹿台，遂追斩纣。明日，武王立于社，群公奉明水，卫康叔封布采席，师尚父牵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讨纣之罪。散鹿台之钱，发鉅桥之粟，以振贫民。封比干墓，释箕子囚。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
这是齐太公世家对师渡孟津和牧野大战的记述,“先卜龟兆,不吉┉┉唯太公疆之劝武王,于是武王遂行。毫无疑问是姜太公不相信占卜的结果坚持出师并一战而胜。
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疆抱其乐器而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
这是周本纪对师渡孟津和牧野大战的记述,文中记述的是“乃遵文王(之命)遂率┉┉”。两段文字一对照疑点即出。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
这是周本纪对“九年”第一次出师的记述,按前文的记述此时文王己去世而此时武王乃自称太子于“礼”已不相符而“礼”是帝王之家至高的准则孔子对礼曾曰:“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因此只有一条可以解释那就是文王并未去世,而是根据国事的需要“假死”然后从其祖母改姜姓称太公。下面对此结论引证。
《史记》共有世家三十篇排在第一位的是吴太伯世家,记述的是文王姬昌的两位长兄事,然后是齐太公世家第二记述的是姜太公事,周公世家排在第三。按齐(姜)太公的身份虽然功大,
如不是周族要员其贵不过周公,按“礼”决不能排在周公之前,司马迁是精通历史的学者不会出现这样的疏漏,而在齐太公世家的结束语中司马迁使用了这样的话： 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在这段结束语中称齐太公为圣人,在周王朝只有文王姬昌一人被后人誉为圣人而无第二人,齐太公即文王除此不会有第二个圣人。而《荀子?臣道篇》“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谓圣臣矣”亦称太公为“圣”。
《尚书?君牙篇》“ 王若曰：“呜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笃忠贞，服劳王家，厥有成绩，纪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遗绪，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乱四方。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尔予翼，作股肱心膂，缵乃旧服。无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则。尔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尔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艰哉!思其艰以图其易，民乃宁。呜呼!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启佑我后人，咸以正罔缺。尔惟敬明乃训，用奉若于先王，对扬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君牙篇记述的是公元前976年左右周穆王命“君牙”为周大司徒说的一段话，大约距武王克殷70年左右。君牙(姜子牙)为乃祖乃父。世笃忠贞┉┉纪于太常句,指的是史称西伯时期的早期政绩。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遗绪，指的是开创西周王朝的基业。亦惟先正之臣,指的是其子姬发称武王后退居臣子位。克左右乱四方,指的是征讨四方诸候的十年战争,“乱”应按金文释意。涉于春冰指的是师渡孟津。今命尔予翼┉┉民乃宁,指的晚年治理齐国的政绩。呜呼，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启佑我后人┉┉。“丕”应按金文释意，本意是“在上面却隐姓埋名”(见易经用字详解“不”,后文的“咸”亦如此) “丕”《说文》释为“大”。《史记》齐太公世家“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句中的“异”字按照甲骨文、金文的释意指的是“带着面具的人”与此正相乎应。而开篇的大司徒并非指的是官名亦应从甲骨文、金文的释意，本意应是“跟着(君牙)制定的路线走”。
《尚书》记述的本是先王之事，而以姜子牙作为主要记述对象，姜子牙如不是文王怎么会合乎“礼”。
为什么在史记、尚书中会出现用甲骨文和金文的释义才能辨明其本意的现象呢?这应从《史记》等一些先秦著作的定稿年代考证。
根据汉书的记载西汉初年整理先秦著作始于汉文帝,景帝、武帝期间是一个小高潮汉成帝时最终完成，整个过程跨越了约150年，而这一时期正是汉字由古文转变为汉隶书的时期，这种转变不单单是字形上的转变，字的释义和造字法则亦有重大改变，建立了一套以“六书”为原则的造字方法，又经过了100年由东汉许慎著《说文》加以规范，整个过程约250年左右，因此许慎称六书之法为古法，但是六书的造字原则实际上包括甲骨文、金文和古文、籀文造字法则的基础上又曾加了新的法则即转注、假借、谐声。
甲骨文、金文和古文虽然在字的笔划上变化很大，但最基本的造字原则是象形、指事和会意而没有转注、假借、谐声属汉字之前的文字体系，其最大的特点是以字符(今称偏旁部首)
为表意单元一个字就是一个小的语言单位，如甲骨文“孚”表示用手去抓人引申后指被抓住的俘虏;“疾”从暗处射箭;“阴”高屋建瓴、高瞻远瞩(见易经用字详解)。汉字在加入了转注、假借、谐声的造字方法之后实际上是对汉字进行了一次脱胎换骨的重大改革，最重要的特征是改字符为表意单元一字就是一个语言单位为，一字一意，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就是这个体系，这一造字体系源于汉朝因此称为汉字。
汉字的这次文字改革持续了很长时间，因此西汉前期整理的《尚书》《诗经》《左传》《春秋》《荀子》等很重要的先秦典籍中存在着数量不少的字不用金文、古文的释意就无法解出原意，这是汉字改革过程中古字与汉字同时并用的必然痕迹，因篇幅关系恕不举例。
《易经》中孚〔復〕篇记述的是师渡孟津前庆贺的场面“鸣鹤在阴，其子和
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赢〕之。”东方欲晓，雄鸡三唱。鹤在高台，志在云端。其子应声，乃续华章。武有美女，武有美酒。同心协力，共赢共享。这段文字直述了姬昌父子大战前对未来的憧憬和必胜的信念。系辞上传第八章对“鸣鹤在阴”句留下了孔子的注释“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呼?言出呼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抠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姬昌亲自指挥了武王克殷的整个战役在“易经”中记述的不但清楚，文彩也异常华美实为千古佳句。最后应提醒的是如果没有帛书的出土很难判断出这是在军事指挥中心庆贺的场景，“孚”与“復”在表意上实在相差太大。
文王姬昌一生著述颇丰,实是儒学思想的启蒙大师，《汉书?艺文志》将其著作列入道家书目排在《伊尹》之后列第二位,《太公》二百三七十篇。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遗憾的是这些书没有一本传世，除艺文志的书目以外也没有任何一部历史文献记述。
四、《易经》是西周初期珍贵的历史档案，是西周王朝的奠基人姬昌在殷周交替的将近二十年中，为指导周族邑国的经济发展，并目睹殷纣的荒淫残暴统治后，抚佐武王姬发，指挥牧野大战，陆续写成的集历史、政治、行政、自然科学、人文科学集一身的，最早的唯物主义的科学巨著。姬昌本人不信占卜。
有一些学者认为，《易经》成书伊始就是卜筮之书，理由是“殷周之际人们每事必占卜，因此《易经》在周时很深入普及，渐渐地许多人不经占卜直接引用易经中的话支持他们论点。”其实这样结论缺乏说服力。在《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明确记载利用易经卜筮的事例一件也没有，“不经占卜而直接引用”非但不能证实《易经》是卜筮之书，相反，倒能证明《易经》原本不是卜筮之书。
例如先秦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苟子在他的著作中就多处引用了易经的原文。
《易经》的写作年份，大约是公元前1063年至1046年左右约二十余年之间(根据商务印书馆2005版《古代汉语字典》推定)。记述的是文王姬昌被陷害拘囚在羑里期间，和被释放归国后经过十年的准备至公元前1046年发动牧野大战最终推翻殷纣，建立了由奴隶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西周王朝的创业过程。
《易经》经过分割和重新排序后现存有六十四篇(即六十四卦)，其中正文的字数总计为四千一百七十二字，主要记述的是大约二十余年期间内发生的三件大事和对这些事件采取的策略。
《易经》在乾、屯、蒙、艮、豫、贲、观、噬嗑、剥、无妄、临、随、恒、未济共十四篇是大致可以确定的记述的是姬昌在朝歌朝觐纣时被北方诸候崇侯虎谗言陷害后经刑讯、接受纣的寇婚媾，到“贲”篇被软禁在羑里的场面，在这一时期姬昌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变化看清了纣王的荒淫和其帮凶“自绝于天，结怨于民”“剖贤人之心，作威杀戮……。”的暴行后下定决心推翻其暴政的思想变化过程，《易经》的记述与《诗经?王风》黍离、君子于役描述的内容可互为印证，但更详实具体曲折。
小畜、大过、离、益、萃、明夷和咸、解、师、谦、需、讼、等二十六篇是大致可以确定的记述的是牧野大战前十年，进行的征伐南方诸侯和少数民族诸侯国、北方和东北方各诸侯国采用的战略战术与政策和在那里建立政权的经过，其中有向地方部族征收钱粮的记述。 蛊、震、颐、坤、中孚、泰、否、同人、渐、大有、大壮、归妹计十二篇是大致可以确定的记述的是“牧野大战”前后的决策经过和筹备战争物资，在三千年前的道路和运输工具的条件下千里转运的经过。在牧野会盟诸侯的历史事件，与《尚书?泰誓?牧誓》等篇记述的一致且更详实生动具体。渐，记述的是处决妲已并在纣的宫殿祭祀周族祖先的历史事件与史记齐太公世家、周本纪“太公牵牲”一致。
《易经》以上面三个历史事件为主线，记述内容中含纳了政治、军事、哲学、自然科学、人文等内容，故《易传?系辞》用“广大备悉”来赞誉。
姬昌的政治主张主要体现在“仁”上，对内鼓励族民劳作并建立了多劳多得有劳即得的机制，家庭通过劳动已可获得私有财产。教育族民，家庭和睦，邻里和睦，而且将族民的安定、富足、和睦与国家的政治军事联系在一起作为行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家人卦第三十七“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富家，大，吉。”(译释见正文)“仁”的政策还体现在对待战俘的政策，“孚兑”对在战争中抓到的大量战俘并不采用商代奴役的方式，而是通过溶入西周部族的政策让战俘参加劳动并获得劳动果实后有“开心的笑容”，在参加劳作中使其思想转化，由“庶民”再获得族民的资格溶入西周的部族社会。并告戒各级行政官员：“孚于剥，有厉。”对战俘残酷地压迫盘剥，会给政治和军事带来不利。
西周时期的妇女已有比商殷的妇女有更多的社会实践机会，女族民已经能够参与部分男族民的工作如参与农业劳动制陶，部分能力女性还参与军事行动，参与管理男战俘的工作，“有孚威如，终吉。”。对于女性战俘的待遇比男性更优越，凡与周族军官，士兵生育后代的立即由庶民转为族民，“巩用黄牛之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