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春秋开始直至汉朝的建立，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的历史时期，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井田制的破坏，直接动摇了政治上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的分封制。特别是农奴的解放，一般平民崛起为地主，连商人也凭手中的权力参与国家的政事;分封的诸候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互相争霸，大力搜罗宗法血缘关系以外的人才，甚至是奴隶出身的人，如贫穷到为人赶牛的宁戚凭才能被齐桓公拜为上卿，穷困潦倒的百里奚凭智谋被秦国拜相等，开了老百姓也能当大官的风气。进入战国，"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徙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等，白身而为将。"(赵翼《二十二史札》卷二)。至于在社会变动中有的贵族从社会上层降落到社会下层更是常事。这些政治、人事制度的激剧变化，尤其是个人命运的大起大落以及时人对天象运动规律的初步把握暨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发现"天象"和人事不一定具有必然的联系，这就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人的穷富贵贱是"天命"都规定好的，亘古不变的，那么和天子关系最亲近的几十颗血淋淋的国君的人头何以落地?而贫民百姓又反而能出将入相?这无疑是给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至高无尚的"天命论"当头一棒。必然引起时人对"天命论"的信仰危机。反映在文学上也就出现了不少咒骂"天命论"的诗章： "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忧不远。"《诗经、小雅、节南山》
"天命反恻，何佑何罚。"《楚辞、天问》天上的上帝是如此地非不分，喜怒无常，邪僻乖戾，任意降灾于人，人间的统治者是这样的昏庸无能，没有诚信，这又怎么能取信于民呢?有些人不再相信冥冥中的上帝，他们撇开血缘决定命运的观念，开始从人的自身寻求个人命运的普遍规律。
人的思维认识，总要受到已有知识的限制。那么提供给刚刚从黑暗的天命观的缝隙中探出头来研究个人命运这个新课题的思想资料又是什么呢? 阴阳五行学说就是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
最早提出人类生活所必须的五种基本物质的是殷周之际的箕子。《尚书、洪范》中记载了箕子关于五行之数的话后又说："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箕子不仅确定了基始物资，而且还根据它们的自然属性确定了别名，并且从味道上做了区分，这是比较高明的。
箕子的五行学说仍没有完全跳出生活之需的圈子，倒是西周末年的伯阳父在箕子的基点上往上蹦了蹦，摘到一科学的果实。他是我国古代阴阳五行学说的倡导者，关于五行，他说："先五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万物。"伯阳父把人们生活中离不开的金木水火土五种具体物质当做世界的本源，是其它一切物资的基始。正是由于这五种不同的物质互相结合才生成了万物，显然，伯阳父企图用物质自身来说明客观世界。
五行说被高度抽象出来后，基本质不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元素，而是物质的五种基本形态。金木水火土只是这五种基本形态的代号。拿今天的话来说，金是固体态，水是液体态，火是气体态，木是等离子态，土是综合态，土包容一切，可被称为"第五态"物质。世界是动态的世界，而物质的运动必然引起此一物质和彼一物质之间的形态的转换，古人是用五行的生克制化来说明这一道理的。自然界阴阳相互作用产生了五行，五行相互作用则产生了万事万物无穷无尽的变化。 进入战国以后，随着阴阳五行说的兴起和天地自然、生命形态、社会人事同源同理，同步效应的宇宙观的初建，不少学者以自然命定论来改换孔子的天帝命定论，并明确指出人的生死、寿夭、贵贱、贫富等都是"天之所禀"的自然之数。这是我国古代命运观上的重要转变，它的积极作用是对当时以宗法血缘定贵贱的封建制的巨大冲击，消极方面则是进一步否定了后天个人努力的作用和意义。如《淮南子、谬称训》说："人无能作也，有能为也，有能为也，而无能成也。为之为，天成之。终身为善，非天不行，终身为不善，非天不亡……故君子顺其在已者而已矣……求之有道，得之在命。"人为的主观努力，在他们看来仅为一厢情愿的事，成功与否全在命在天，为了确立这一论点，《列子、力命》篇还煞费苦心的将"力"和"命"虚拟为两个人。
这段文章的大意是说，"力说，人的贫富贵贱，穷通寿夭，都是后天努力的结果呀!这是我所能做到的事。命说，即然如此，那么彭祖的才能比不上尧舜，而他却能活到八百岁;颜渊的才能高于众人，而只活了三十二岁;孔子的品德无疑高于诸候，却穷困一生;殷纣王极无品德，却高居帝王之位;季札是吴国的贤士，却一直无官;而蛮横的田桓却占有整个齐国;伯夷叔齐都贤，最后却饿死在首阳山上;鲁国的季氏虽恶但巨富，你要是有能力来改变这一切，为什么不去改变它呢?"《列子、力命篇》彻底否定人的后天的主观能动性。片面强调消极地"听天由命"的命运观，这是与高度极权统治的整个封建社会制度和文化相适应的。经典的正统文化对"听天由命"的消极命运观的阐发远不止以上所述，但这些材料基本上道出了我国古代消极落后的旧命运观的基本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