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湖南人，我也到过全国不少地方，尽管囊中羞涩。可我居然没有到过岳阳楼，深以为憾。
对于岳阳楼，我还是30年多前初中时读过一篇必背的课文，才有那么一点印象。那篇课文就是北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如今30多年过去，我依然记得：“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时六年九月十五日。”但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现在已成为至理名言而千古传诵。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就是北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写这篇文章已经过去970周年了。近千年来，这篇文章激励了多少仁人志士爱家爱国，近千年来，这篇文章鼓舞了多少有识之士忧国忧民？
我没有到过岳阳楼，无法体会她的壮美，但我能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感觉到她的雄壮气势，你看，岳阳楼“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你看，岳阳楼“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
北宋王朝（960-1127）只是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从来没有统一过全国，与之对峙的政权还有辽、西夏、西州回鹘、吐蕃诸部和大理等。北宋吸取五代十国时期“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耳”的武将专权的教训，采取重文轻武政策；为加强中央集权，宋太祖把兵权收归中央，抽调各地精兵强将充实中央禁军，派文官担任地方长官，设通判监督，地方赋税除一小部分外全部由中央掌控，造成了强干弱枝局面。这一系列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但也形成了冗官、冗兵和冗费的局面，为北宋埋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据史料统计，到北宋中期，各级官员人数比实际需要的多出两倍以上，有时三五个人担任同一官职。官僚互相推卸责任，大多不干实事，行政效率低下。军队数量100多万，仅禁军就比宋初增加了三倍多。官俸和军费开支浩大，财政部门入不敷出。
范仲淹写此文时（1046），正是积贫积弱的北宋中期，庆历新政夭折后被贬流放之日，于邓州知州任上。庆历年间（1041-1048），包括宋仁宗在内的统治集团的一部分人，都感觉到，若不采取措施，缓和矛盾，北宋的统治将岌岌可危。庆历三年（1043年），他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掌实权），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措施。范仲淹认为，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根本原因是吏治不整。庆历新政的改革措施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庆历五年（1045年），新政受挫，范仲淹被贬到邠州、邓州任知州（相当于现在地级市的市长）。堂堂国家副宰相，从中央贬到地方做知州，心理落差有多大？那种报国无门、为君分忧的理想从此无法实现。但范仲淹没有怨恨，还在处江湖之远忧其君。这种思想，就是今天的我们每个人都能有的吗？
我作为一个湖南人，因未到岳阳楼而遗憾；因北宋从没统一全国，积贫积弱而遗憾；因范仲淹新政夭折，壮志未酬而遗憾……
我作为一个湖南人，因范仲淹《岳阳楼记》而欣慰；因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胸襟而欣慰；因他“先忧后乐”的崇高思想而欣慰……
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被贬官员，尚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难道这不值得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公仆们学习和反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