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陶渊明历来是一个受争议的人物,自从不为五斗米折腰而退离官场隐居乡野后，其生活倒也是美好和谐、其乐融融：赏花饮酒、锄禾夕归和农民们交往增进感情等。但是好景不长，过了一段异样生活的他慢慢感觉到了“不舒服”，一切不如意和事与愿违的情况突现出来了，笔者从陶渊明和农民的交流、和故友的联系、对贫困生活的无奈、对孤独的理解以及对子女的教育等方面来论证陶渊明后期隐逸生活的另一面，让我们在其幸福生活的光环下来看他的不和谐。
【关键词】 陶渊明 隐逸生活 贫困 子女 孤独
在当前的陶学研究中，流行着这样的观点：归田之前的陶渊明内心充满着无比的痛楚和撕裂灵魂的哀伤，而归田则使陶渊明找到了一条人生的理想之路。在这条理想的人生之路上，陶渊明逐步消解了人生的苦痛，获得了精神的慰安。叶嘉莹先生就说：“研读渊明的诗，我们可以领悟到，一个伟大的灵魂，如何从种种矛盾失望的寂寞悲苦中，以其自力更生，终于挣扎解脱出来，而做到了转悲苦为欣愉，化矛盾为圆融的，一段可贵的经历。”⑴就连对“苏化”不满的李泽厚先生也持相近的观点：“所以只有他，算是找到了生活快乐和心灵慰安的较为现实的途径。无论人生感叹或政治忧伤，都是对自然和对农民生活的质朴的爱恋中得到安息。陶渊明在田园劳动中找到了归宿和寄托。他把自《古诗十九首》以来的人的觉醒提到了一个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的高度，提到了寻求一种更深沉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的高度。”⑵
在晋末宋初的动乱年代里，“仕进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 ⑶，陶渊明毅然从彭泽辞令归田，这不能不说是愤世嫉俗，远祸全身的表现。⑷它受到了当时的好友颜延之的赞誉：“赋诗归来，高蹈独善，亦既超旷，无非适心。” ⑸陶渊明忍受不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官场生活，他心身疲惫……
但渊明毕竟是渊明，也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在《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由此可知道陶渊明总是不能超于尘世的，而且，于朝政还是很留心的，也是不能忘掉的。陶渊明的超脱尘世与阮步兵的沉湎于酒中一样，也只是一种外在的现象。超脱人世的陶渊明是宋代文豪苏轼塑造出来的形象。” ⑹实际的陶渊明，是一位政治的退避者。家世和抱负使得渊明对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屡次出仕但多败兴而回。晚年时作的《有会而作》：“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知天，在昔余多师。”将多少的辛酸最终化成了“在昔余多师”的自我安慰中，然而又何尝不是自我解嘲？多年来，虽是世外闲人，但诗人又何尝能忘却？酒和自然一样，也是传统的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之一，酒容易使人撕去僵硬的外壳，直视本真的生命，使得人从现实进入审美状态。在酒和自然的共同作用下，陶渊明理想不得实现的悲剧意识消失了，人生苦短的哀叹不见了，总之，外在的世界消失了，只剩下了一颗通体澄澈的心灵，而这个心灵也没有了外在的堤防与界限，已与自然融合在一起，在大化中自然而然地运行。⑺所以，他只能通过酒这个糊涂的东西来韬晦自己，来化解人生的种种感伤、焦虑、痛苦，获得少许的慰藉。
多年的隐逸生活使渊明未能进入他理想的境界中去，在其隐逸后期生活的中表现出来。但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陶渊明把回归自然、耕躬田野认为是件美好的事情，诗人没过多地感知和体会过劳作，甚至在晚年还把乡野描绘成一个美好的“世外桃源”，没有艰辛劳动、勾心斗角的世俗，有的只是恬静、安逸、和谐的环境和美好愉悦的心情。但是，现实生活真能像渊明想象的那样吗？难道这样的生活在现实中真的存在的吗？我们不妨跟着诗人，透过他的诗篇来仔细的研读一下吧。
现实的劳动生活给了陶渊明到底是什么？是无限的舒适、安逸还是艰辛、酸楚呢？诗人为什么不在 “世外桃源”里表露出来？是有意隐藏还是无意疏忽？带着这些疑问，透过闲言碎语去看诗人的情感： 在诗人的眼中，劳动是艰辛的，天灾人祸也相继的到来。我们看看渊明对于这个真实的写照：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欢。《庚戌岁九月中与西田获早稻》
从诗中，我们看到了：劳动的艰辛，天灾人祸的威胁，沉重的压力，与自己想象的是完全两样。劳动对于他来说已经了不起，更何况“四体诚乃疲”是无法让人忍受的。这就是生活的真实感受，而想象中的劳动是诗意化的。艰辛劳动给予渊明最真实的体验，使他发自内心的“躬耕非所欢”的感慨。
在《桃花源记》中，他表达了一些农民的意志和愿望，提出了像桃花源里那种人人劳动，大家富裕、和平安宁、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理想。但只要回过神来想想，这样社会只能够是乌托邦。然而产生这样的幻想，却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诗人正是以幻想中的理想社会来和当时的现实作对比，以它的和谐来显示现实的不合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很清楚地看到诗人是矛盾着的，他向往的生活没有在他的有生之年见到，是悲哀的。他想借助这个来宣泄自己的心情。在文中，具体的历史事实已经隐去，凸显出的是对混乱、污浊的现实的否定和对理想世界的追求。
让我们再来仔细地看看陶渊明的“自然而然”：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
他是那样的悠然宁静，因为他的心没有尘俗的束缚，远在尘世之外，象“南山”一样自然。温汝能在《陶诗汇评》中说本诗“兴会独绝，境在寰中，神游象外。……至结二句，则愈远愈真，语有尽而意无穷，所以为佳。”其实，这已不是现实，而是作者将现实审美化，这种“真意”感受，就是生命的真谛。这不是理想而是审美，是个人的体悟，不能用言语来表达。
（二）
渊明少时受家庭和儒学的影响，有“大济于苍生”的壮志，对统治者抱有幻想，所以他对政治是有兴趣的，后虽选择了归田，但却是仕途受阻之后的痛楚归宿，这显然是不合流的。在晚年作的《读山海经》中，诗人虽然涌动着“猛志固常在”的气势；在《感士不遇赋》中仍有“大济于苍生”的愿望，“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的追求，却还发出了“不遇”和“病奇名之不立”的叹息，充满着“有志不获骋”的悲郁。
表面上看，渊明归田躬耕，在农村生活，与农民融为一体，“时复墟曲中，披草共往来。相间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但要想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又不是完全的取决于他所处的环境。农民是会本能的将自己和劳动耕作联系，并会自觉或不自觉的融为一体，劳动对于他们来说是谋生的一种手段。但渊明不同，他是为了暂时的政治逃避来农村。劳动对于他来说，则是一种生活的象征方式，一种纯文学的审美对象和主题。只是在不同的程度上来改变自己的某些做法。他有目的的劳作，一则以忘却自己在官场所造成的的伤痛，二则可以在劳动中与自然交融而进入一个“天人合一”的“世外桃源”，并以审美的眼光去体味周围的世界，去发现农民所未能发现的美感。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渊明的生活和农民的劳作还是有着本质上不同。
为什么呢？我们从渊明的诗集里发现，陶渊明与农民的生活关系并非象我们的许多前辈们所强调的，他是真正的农民诗人，“退居田园，躬耕自资，在诗人心目中，已经逐渐成为富有乐趣的生活。” ⑻ “思想感情和劳动人民已经完全打成一片，封建文人的气味确实不多了。” ⑼ “他的生活地位，思想感情接近农民”，并断定“到晚年，他已经成为一个近似于农民诗人。” ⑽但是从渊明归田后的一些诗作来看，他的那些最为著名的田园诗和一般的赠友诗中基本上都是和往日的旧友唱和之作，可以说是无一首赠给农民的。或许有人会说农民是很少懂诗的、作诗的，所以渊明就没有和农民们唱和。陶渊明的诗集中很少、甚至没有发现写农民形象的诗歌。虽在《移居》其一中有这样的描写：“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一致被公认是渊明与农民的一段佳话。但请注意，实际上诗人所写的“乐与数晨夕”的“素心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朱自清先生在《论雅俗共赏》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分儿的⑾
而“时时来”诗人居处的“邻曲”又指的是谁呢？余冠英曾为此专门作了注：“邻曲，邻居，指的是般景仁，颜延之等，即上文所说的‘素心人’”。⑿
总之，在《移居》其一中，诗人和他们交往的大都数是与诗人身份相似、情趣相投的，能够共赏“奇文”、相析“疑义”的雅士，而决非一般的俗人和贫苦的农民，因为俗人和农民是不可能与诗人有共同的言语，诗人也就不会与之相处了，更何况那时一般的贫苦农民们哪有心思去的登高赋诗、奇文共析呢？
翻开陶集，我们常能看到诗人知音难觅、“相知难求”的孤独。渊明生活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感到了一种特别沉重的孤独感。渊明的归隐，实际上是对通常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一般类型的价值观念的否定和挑战，势必很难得到社会的理解。他的友情期待也落空。渊明一生结交的朋友很多，但陶渊明和他们，或者仅仅只是政务上的往来，或者是偶尔的接杯饮酒，或者只是貌合神离，或者有时赋诗娱乐，或者惟能“道桑麻”的。在隐逸的愉悦中，陶渊明也会时常一不小心就透露出他内心的痛苦与不平：“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杯悲凄，终晓不能静。”这里全无“悠然见南山”的静穆，只有失眠的痛苦；孤独的痛处，光阴易逝，生命短暂的痛苦。“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良朋悠邈，搔首延伫”“有客常同止，趣舍邈异境。一士长独醉，一夫终年醒”“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一个人独叹、独忧、独饮、独醉、独飞、独徘徊，而不见相知，但见古时荒丘。这里的“孤”“独”等都是表现诗人少知己、内心迷茫，也是作者自己的孤独生活的真实写照。偶尔还有对生命的思考，也时常让诗人感到有些孤独与失落感。
如果说渊明有着和农民非常深厚的群体感情，那么还会这样的孤独吗？在这里，是真正表现了他和农民的不和谐，与农村生活的不和谐。
（三）
渊明的隐逸生活是贫还是富？一般地说来，中国魏晋以后的隐士，也大多数不像早期的“岩居穴处”，或巢居与木，或因饥饿死于首阳。而大多数是有了较好的物质条件才能有资格去成为隐士。苏轼一生最为钦羡归隐，因此，也多次去相田买田，为隐居作准备。其他像王维的隐逸终南，王安石的隐居半山，也多是如此。所以，鲁迅说：
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履。又哪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侯主人，并且给主人种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显示，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边饿死了。⒀
评论中不乏幽默，但也有着对于渊明的误解。然而，误解首先也有着渊明自身的原因：因为，他的许多诗中写隐逸生活的快乐：“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何等自在，即便是耕种的劳作，也被淡化了，而且“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这也是现在城里人最为渴望的生活。所以，你会觉得渊明的隐逸生活多是“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的优哉游哉呢！有时候，你会读到渊明豪爽待客的记载，如“漉我新熟酒”，渊明之诗，几乎“篇篇有酒”，这也会给人有钱的印象，特别是附着酒的轶事，什么颜延之送给渊明二万钱，渊明“悉送酒家，稍就取酒”，什么“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既然这些权贵都这样地巴结渊明，渊明的物质生活自然也不会太差吧。
其实，这些都是后人的想当然。如果你读渊明的全集，你会知道，他的物质生活是极为贫困的。当然，不同时期会有贫困程度的不同。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序》中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表明渊明的家境自幼就已经贫困，这也是渊明几次出仕的原因：“饥冻虽切，违已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看来，渊明在出仕前后思想上的交战异常激烈。为了解决生计，出来做官，但却又“违已交病”，违背自己的天性也是异常痛苦的。但是，饥饿的问题确是切身的。因此，就是到了他“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决意隐逸之后，他也还是要“犹望一稔”，希望公田再收获一次，然后再“敛裳宵逝”，只是由于“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加上正值“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渊明不能忍受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于是“即日解印绶去职”，走上隐逸的道路。我们看，就是在这次与官场决绝的行动中，渊明的思考也始终有着近乎世俗的经济上的思索，如“犹望一稔”，“为五斗米”，都是如此。
因此，渊明在享受归隐的愉悦之中，也不得不接受贫困的现实。他在拥有“倚南窗以寄傲”的自尊的同时，就得有“审容膝之易安”的精神准备。当然，以渊明的身份地位和才智，本应是不会贫困的，至少，他可以成为乡里缙绅，譬如他可以用颜延之送来的两万钱购置土地而成为地主，何至于饥饿呢？但如果渊明也像小市民一样过日子，或者像真正农民一样劳作，那也就不是陶渊明了。或者，他从根本上就不用辞官归隐，如同王维所理解的：
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愧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愧之不忍，而终身惭乎？〔14〕
是也，按照世俗的理解，这也是帐。然而渊明索求者，乃是人格的自尊，是精神的不被形役。他这种精神的追求，连唐代的王维也无法理解。渊明是“忘大守小”，跟他算哪个合算？所以渊明虽然躬耕，却不以躬耕为业，而是，“或植杖而耘耔”，一个“或”字说明了耘耔劳作的性质是有时，而不是像农民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有闲暇“登东皋以舒静，临清流以赋诗”，才会有“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的愉悦，所以，尽管当地的农民也许会把渊明视作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但是，千载之后，却能使后代士人由衷感动。相反，如果渊明成为真正地道的农民，他也许会是一个富裕的农民，是个好丈夫和好父亲，但是，却成为了士人的极大的悲哀。
“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渊明的这两句诗可以说是渊明一生生活的概括。此前其实也一直在交战，如：“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等。不过，归隐之后最为典型而已。
写于义熙元年（公元405年）的《咏贫士七首》，是在渊明“归去来兮”之后，抒写了他现实生活的一面，表达他直面饥饿现实人生的态度。从中我们见到了渊明笔下的世俗生活，似乎也听到了渊明的妻儿因饥饿而生的怨怒。渊明所面对的艰难，不仅是饥饿，更为沉重的是家人和整个社会的不理解的世俗压力：“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而渊明“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因贫困而成为没有文化的农民，这也是至今仍让笔者思来酸鼻之处。渊明何尝没有这中难言的痛苦？如同《咏贫士七首》其六所说：“此士胡独然，实由罕所同”。
那末，“何以慰吾怀”呢？渊明的精神力量是：“赖古多此贤”。于是，他引述了许多的古代贫士，作为对于饥饿的另一种自我说服。如其三中的：
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原生纳决履，清歌畅商音。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承。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
与古代的贫士们“岂忘袭轻裘”？只是“苟得非所钦”，世俗与我们的人生理想不合。“赐也彼能辨，乃不见吾心。”渊明的桃花源理想大概就是与他的这种贫富矛盾相关，因而企慕着有一个“秋熟靡王税”的人间乐土。在《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一诗中，他表达了对远古时代的倾慕：
仰想东户时，馀粮宿中田。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
余粮过剩置放田间，人们没有衣食之忧，这是何等美妙世界！但是，渊明还是面对现实的，于是结论说：“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
（四）
陶渊明又是怎样对待教育子女的呢？从《与子俨等疏》中知道他有五个儿子，在29岁的时候写了《命子》诗，是他初为人父的作品。通过列数陶家的列祖列宗的悠久历史和显赫业绩，赞扬了陶门家学渊源与功德勋业，从而寄托了对自己下一代的期望，鼓励其继承陶氏家门、光耀家门的用心。诗的后半部分很重要，既展示了陶渊明喜悦与担心并存，希望和忧虑同在的复杂心态，也表露了陶渊明对儿子前途的预想和设计：
顾惭华鬓，负影只立。三千之罪，无后为急。我诚念哉，呱闻尔泣。卜云嘉曰，占亦良时。名汝曰俨，字汝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出企而。厉夜生子，邃而求火。既见其生，实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无假。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命子》）
这里仅引用此诗的后半部分，我们从诗中能见其对陶门祖上遗风的强调和对自己子女教育的关切。最初得子的喜悦和对下一代的殷切期待都在《命子》诗中的敞露无遗。陶渊明给儿子取名为俨，字求思，很有深切用意。那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象孔伋那样有所成就和作为。
陶渊明希望自己的儿子象子思一样有出息，所谓“求思”，当然是想俨向孔子思看齐，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有所作为和贡献。这不仅反映了陶渊明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秉承陶门家风，更表现了陶渊明对儿子的厚望，象子思一样有所建树，反映了陶渊明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但是儿子是那么的不争气，惹得渊明不高兴，作为人父的他，在教育儿子方面也写过一首《责子》诗：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责子》）
这是陶渊明41岁归隐之后的作品。诗人对五个儿子不喜欢读书学习（不好纸笔）是有所担心的。大儿子俨（阿舒）已经16岁了，可是对学习总是没有热情，懒惰得振作不起精神；二儿子俟（阿宣）已经15 岁了，可仍然不喜欢读书作文，双胞胎阿雍和阿端也13岁了，但是还不会识数，最小的儿子阿通已经9岁了，一天到晚只知道要零食吃。下一代未来的前途，当然是令人忧虑和担心的。像陶渊明这样达观豁朗的人，也不能不对自己的儿子考虑未来了。
现世的孤独与历史的永久是陶渊明人生悲剧留给后人的深刻启迪。
在别人看来，渊明的生活是自在的，但我们仔细读来却感知渊明生活的不快。现实中的渊明是孤独的，没有多少人能够认知他的内心的不悦。能够给予期望的儿子不好好的读书，这也给年迈的诗人沉重的心灵打击。
对于整个历史来说，渊明只不过是一朵小小浪花而已，但就是这小小浪花却给了沉寂的时代一些崭新的希望，让那个时代的人和以后的人多了感想。他的诗文最好地表现了他的人生，就连明代的杨慎都说陶诗可与国风、楚辞并列为三。这样的永远，对于大家来说不是有深刻的启迪吗？
渊明的人生悲剧，不但是他个人的深哀巨痛，更具有深远的历史社会意义。渊明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意味着陶渊明孤独与贫穷。缺少了知己的闲叙和理解，少了亲人（儿子）的对自己心灵的慰藉。后来由于躬耕生活与农民比邻似有些往来，他虽然能与农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但还是备感自身孤独。随着魏晋以来人的意识的觉醒，陶渊明深入思考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愈加对生活、生命、人生有着强烈欲求和留恋。虽然有少许的闲适和谐的生活，但背后慢慢的凸现出不和谐，这也正是陶渊明的一种现实与理想的悲哀，一种人文的失落。
然而从整体上来说，陶渊明又是幸运的，在不幸中找到了幸福。在饱受了战争的摧残和蹂躏后的荆襄九郡，在鄱阳湖的南岸——九江之地，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在那里，他有着闲情逸志，赏花饮酒是他的“平常事”，锄禾晨夕是他的“分内事”。就这样，他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绝佳的山水，绮旎的风光，温醇的气候，淳朴的民风，深厚的文化，孕育了陶渊明的身心，陶冶了他淡泊的襟怀与真朴的禀性，培养和丰富了他崇尚自然与爱好田园的性格。
参考注释：
[1] 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M］.北京：中华书局 1983 P.47
[2] 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3] 《晋书·帝纪第五》
[4] 赵治中.《陶渊明论丛》［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P.34
[5] 颜延之.《陶征士诔》
[6] 冷成今.《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7] 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P.130
[8]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P.22
[9] 钟优民.《陶渊明论集》［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P.148
[10] 《河南大学学报》（社哲版）［J］1983 P.148
[11]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P.101
[12] 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P.207
[13] 鲁迅.《隐士》［A］.《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P.223
[14] 《与魏居士书》，《古典文学资料汇编·陶渊明卷》，中华书局 1962 P.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