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潜(公元365—427)，字渊明，或曰名渊明，字元亮，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历仕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中年辞官归隐，躬耕自资，最后寂寞地死去。陶渊明的时代，文坛上滋长了虚华浮艳的形式主义风气，旨归老庄的玄言诗和寄情闲适的山水诗风靡一时，而陶渊明却能独树一帜，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诗人和散文大师。随着陶渊明在文学史上影响的扩大，后世对陶渊明的研究也始终不辍。五四以来，朱自清、陈寅恪、朱光潜等先生，对陶渊明皆有较深入的探讨，在史料、艺术技巧、风格诸课题上作过有价值的发掘与论析。鲁迅先生运用唯物史观，在魏晋文学的精湛研究中，也对某些学者曲解陶潜的论点，曾予以尖锐批评，提出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为陶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陶学方兴未艾。广大文学评论工作者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古代作家作品，陶渊明的研究取得可喜成绩，进入一个崭新发展阶段。回顾三十多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过程，陶渊明始终是一个引入注目的“热门”作家，在报刊上开展过多次讨论，可谓盛况空前。兹将建国来历次讨论情况综述如下。
一、一九五四年开始的主要围绕《陶渊明传论》一书的讨论
一九五三年上海棠棣出版社的《陶渊明传论》(张芝著)问世，这是解放后第一部陶学专著，在古典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招来一系列批评，持续达四年之久。五四年六月七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首先发表阎简弼《读<陶渊明传论>》一文，指责著者“从血缘上判断人的思想和行为是不科学、不十分可靠的。所以陶渊明的忠不忠于晋应该看他自己的言行，不必绕弯子从陶侃、孟嘉那里找根据。而且只要细心地读一读陶渊明的诗文，就可以明了他之所以崇拜他们绝不是张芝先生所说的‘不忠’与‘附逆’；而恰恰相反，他是把他的这两位先辈看成品德高劭的忠良的”。对此，著者一度撰文反驳：“阎先生似乎认为要么陶渊明忠于晋室，要么不忠于晋室，而不能既不忠于晋室而又抱有同情，但我认为恰是虽不忠于晋室(就桓玄事件言)而仍同情(就刘裕事件言)，这才是陶渊明对于当时政治事件的具体态度。阎先生认为‘同情’和‘忠愤’只是两个不同的词汇，他不理解这是代表客观事物的两种不同态度。对问题一刀两断是容易的，但我们不是更要求恰如其分么。”[1]此后，报刊上仍不断有对该书的批评。如刘国盈《试谈陶渊明》指出：“陶渊明的这种怀古情绪，是极富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生活在动荡不定、饥寒交迫的时代里的农民，他们最想望的就是能过那“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的没有剥削、没有战争的安谧生活，而诗人的诗篇恰恰就反映了人民的
这种愿望。张芝先生《陶渊明传论》一书中提出陶渊明的这种‘怀古情绪’是‘充分地表现了他的没落情感’。据我看张先生的这种论证是不大充足的。因为我们不能根据这种思想是否能够实现来判断其进步与落后，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检验一下这种思想是代表着什么人的情绪。”[2]易润芝《试论陶渊明》批评“张芝先生‘没有从认真研究陶渊明的作品入手，来评断他的思想与价值’，这确是《陶渊明传论》的主要缺点”。[3]叶鹏《论陶渊明》指责“张芝又证明，陶渊明的苦闷和躬耕生活的真正政治原因，是桓玄政权的流产。张芝的这一论断，说明了他始终还没有跳出所谓陶渊明对某一政权的个人依恋的偏见”。[4]郭预衡《评<陶渊明传论>》指出，“传论”中的陶渊明，是没有任何伟大之处的。这种评价我们当然不能同意。陶渊明在历史上的诗人地位，是个客观事实，不是任何人能够随意歪曲的。首先，从政治倾向来看，陶渊明基本上是倾向劳动人民方面。……其次，从陶渊明的思想倾向看，他基本上是采取了儒道两家思想的积极因素，而扬弃了某些消极因素。”[5]
这个时期的陶学研究，除关于《陶渊明传论》的争论外，其他问题亦存在不同意见，如李周存《对<论陶渊明>的一点意见》就认为叶鹏关于道家思想对陶渊明世界观具有积极影响的观点是错误的，提出：“道家的落后的世界观、人生观无疑的给他的作品现实主义基础以很大的腐蚀，对这位天才来说是很可惜的。我们可以假定，如果陶渊明不是受道家消极思想的支配，那末，他就可能不会在这时候写的作品‘与当时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悲剧不相称’，而很可以写出惊心动魄的人民性极其强烈的现实主义作品来的。”[6]俞启祟《陶诗“忠愤”说新证——陶渊明爱国主义的新探索》批评叶鹏这样一种论断；“在陶渊明的全部作品中；看不到一点民族苦难的影子。”[7]指出“只有从爱国主义精神这个方面来理解陶渊明诗‘忠愤’这一部分，我们才能钻研出这些诗真正思想性之所在，才能理解这些诗为什么感动并激励着无数的人，也只有从这个方向去理解陶渊明，我们才能探索出构成陶渊明整个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忠愤’和构成陶渊明全部作品风格的有机组成部分——‘豪放’、‘慷慨激烈’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陶渊明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他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8]针对缪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新释——附论东晋南朝地方官俸及当时士大夫食量诸问题》[9]一文，张志明写了《对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新释>的商榷的意见》[10]；针对谭丕模《论陶诗》[11]一文，汪浙成写了《对<论陶诗>一文的意见》[12]；还有古直《陶侃及陶渊明是汉族还是溪族呢?——与陈寅恪教授商榷所谓江左名人如陶侃及陶渊明亦出于溪族的结论》[13]等，所有这些讨论文章的发表，对推动陶学研究的发展，皆很有裨益。
这个时期出版的陶学专著有《陶渊明集》(王瑶编注，五六年北京作家出版社)。为了方便读者，该书所收诗文分别按时间顺序编排，并对内容作了简明扼要的注释：书首《前言》对陶渊明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进行了比较全面而中肯的评论，不仅可为初学者指示读陶门径，对研究陶学的专业工作者亦颇有参考。
二、一九五八年开始的陶渊明问题大辩论
这次辩论起源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在编订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和讲稿时否定了陶渊明，认为“陶渊明基本上是反现实主义的诗人”。这一评价在该校中文系的师生中引起各种不同反应。为此，该校组织中文系二年级全体同学和该校古典文学教研组全体教师、研究生等二百五十多人举行科学讨论会。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了他们的分歧意见，引起社会上更多人士的关心，纷纷投稿，截至一九六〇年三月底，《文学遗产》编辑部共收到有关陶渊明的文章二百五十一篇，约一百二十四万多字。参加讨论的文章大体可分两大类，一是对陶渊明基本上予以否定的，居少数，一是基本上予以肯定或全面加以肯定的，居绝大多数。持基本否定态度的如北师大中文系二年级二班第一组集体讨论《陶渊明基本上是反现实主义的诗人》提出：“我们认为陶诗中虽有少数较好的诗，但却没能反映出时代的面貌(哪怕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大多数的作品是无意义的，葚至粉饰了现实。所以我们说陶诗基本上是反现实主义的。……陶诗不论在当代还是对后代，都是起着引人走向消极道路的促退作用。”[14]赵德政《对于陶渊明辞官归隐的浅见》提出：“陶渊明的辞官归隐，不愿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绝不是原因，其原因应在于他爬不上去。如果能够爬得上去，他不但不辞官，更不会隐居田园的，这充分表现在他几次出仕几次归隐上。……陶渊明辞官归隐正说明他不敢正视现实，也说明他做了现实斗争中的逃兵，他从此隐居田园，企图逃避现实。因此，这只有消极因素，而无丝毫积极因素。”[15]张连喜《退隐是有“积极意义”的“反抗”吗?》[16]与赵文持相似批判态度。对陶渊明抱基本肯定或全面肯定的文章很多，如曹道衡《再论陶渊明的思想及其创作》认为陶渊明在反映社会现实方面，无可责难：“在他的作品中，是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矛盾的。问题在于反映的方法。陶诗是抒情诗，这必须结合抒情诗的特点来考察。……他写的虽是自己的苦况，却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的生活状况。”关于《桃花源诗》，该文认为：“这种光辉的主张(指“靡王税”)，显然是古代遗产中民主思想成分的结晶，是劳动和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通过进步知识分子的笔尖公开的流露，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关于陶渊明的写景作品，该文认为“其中有一些，虽然是写景，也寄托了作者的志趣。……体现了作者反抗现实的决心，当然会有价值。另外一些诗，则不一定寄托了多少反抗意识，但诗人用高度的艺术技巧写出了大自然富有诗意的形象，能够给予读者以美感的享受。”该文最后的结论是：“陶渊明不失为一位伟大的作家。当然，他也有局限性，例如，在他的作品中，时常有人生无常的思想，有时也不免有消极的生活态度。”[17]张志岳《读陶三论》，一论归隐，指出“陶渊明以一个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从依附门阀大地主政权转变为坚决的不合作，归隐农村，这是他走向人民的第一步，这在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二论“金刚怒目”与“静穆”，指出“陶集中‘静穆’部分的作品，在实质上仍是反抗因素的作用来支配的，‘静穆’只是它的外表，当然，我并不是因此连它外表的‘静穆’也加以赞美。……陶渊明作品的现实意义是比较鲜明的，在某些方面也已达到了时代的高峰，和魏晋南北朝的作家相比，应该说是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三论陶渊明“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风格特征，认为“主要表现在：一，体现在劳动生活的题材上，二，体现在对乡村景物的描绘上，三、体现在语言的朴素、精练上，四、体现在情、景、理交融的手法上。”[18]北师大中文系五七级陶渊明研究小组、古典文学教研组《陶渊明的思想发展及其创作》在分四个阶段全面地分析了陶渊明的思想发展之后指出；“陶渊明思想主流是进步的，积极的，另一方面又有较浓厚的宿命论思想，表现了逃避的、与世无争的消极态度。陶渊明的人生观是复杂的矛盾的。其中最主要的矛盾是：不满当时政治，抱有理想，想改变现实，而在黑暗现实面前又感到无能，从而想逃避现实的矛盾。全部陶诗差不多每一首都贯串着这个矛盾。我们从这些矛盾的后面，可以曲折地看到那个时代的影子。”关于陶渊明的影响，该文认为其“作品对后世发生着不同的影响。他生当社会动乱、政治腐朽的南朝晋、宋之交，而能‘贞志不休，安贫苦节’，始终保持‘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贫’的态度，过着困穷的生活，这就为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大夫树立了一个不与世浮沉、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榜样。……陶渊明诗文对封建社会统治阶级行列中的人，也有使他们‘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贫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他所写的那些归隐生活和散发着消极的与世无争的思想的作品，也成了后代逃避现实的文人的麻醉剂”。[19]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试论陶渊明的作品及其影响》论述陶渊明的思想及其作品的人民性时指出。“他可以说是我国封建社会里，一个有才干，有自己的意志和理想，不屈服于现实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这个形象概括了西周以来包括屈原、贾谊、左思等一切正直的不得志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陶渊明作品的意义还在于对当时黑暗政治的深刻揭露，对当时封建社会的否定，提出符合人民愿望的伟大理想。陶渊明不但在作品中揭露与批判黑暗的社会，而且在行动上与统治阶级彻底决裂，不管是统治者的拉拢、诱惑，还是饥寒交迫的逼迫，都不能动摇他的意志，不能使他放弃对美好理想的追求，这正是陶渊明伟大之处。”关于陶作的艺术性，该文指出：“我们可以对陶渊明作品的艺术成就的理解有了初步的轮廓，无论是‘遥逢沮溺心，千载乃相关’，无论是‘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无论是傲首凌霜的，无论是金刚怒目的，都是诗人的真实本色。这本色与他的农村生活就形成他朴素自然的艺术风格与似若平淡而又难以企及的诗歌语言。”关于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该文指出。“陶诗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创造性地继承了前代文学的优秀传统，它是六朝进步文学的代表，是反对形式主义的中流砥柱，又是唐代诗歌高潮和散文革新的先驱，并对以后各个时代的文学发生了巨大的主要是好的影响，它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20]
这次大辩论告一段落后，《文学遗产》编辑部将部分来稿汇编成《陶渊明讨论集》(一九六一年中华书局)，该书《前言》着重从五个方面对这次全国规模的大讨论作了小结：(一)对陶渊明的总评价：“在讨论开始时，有不少人认为陶渊明基本上是反现实主义的诗人，但也有人认为他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诗人。有人说他是浪漫主义的诗人，又有人认为他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诗人，而同时又是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和色彩。有人称他为伟大作家；可是也有人认为他只能算是杰出的作家。”(二)对陶渊明归隐的分析与估价；“有人说陶渊明的辞官归隐是消极的、逃避现实的表现。有人不同意上面的意见，认为陶渊明的归隐在当时有进步意义，是一种对统治阶级的反抗。有人从而再做进一步的肯定：陶渊明的归隐是一种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手段。他的这种行动，对人民有利，对封建王朝不利。而有人却提出，不应对陶渊明的归隐评价过高，认为他的归隐乃是一种个人明哲保身的消极思想和妥协行动，但也不能否认这里面有不与封建统治阶级合作的因素。”(三)陶渊明作品反映现实的程度和方式问题：“有人说陶渊明把灾难深重的农村描写得那样恬静、舒适，这是用地主阶级的眼光给痛苦的农村生活披上一层美丽的外衣，掩盖了农村阶级压迫的本质。但也有人认为陶诗反映了一部分社会现实。东晋与宋齐时期的社会动乱、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在陶诗中也是有所反映的。……也有人认为，陶渊明反映现实的作品，由于时代的原因，釆取了隐晦曲折的形式，在他的某些诗篇中看起来很平淡，甚至有些消极，其实却正是他批判现实、反映现实的一种手法。”(四)对《劝农》诗的理解问题：“有人说《劝农》诗是一组反动的说教诗。陶渊明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来教训农民应该好好地劳动。有人却说陶渊明在《劝农》诗中提倡生产劳动和反对剥削的主张”在当时具有反对士族阶级的现实意义。《劝农》诗的主题是劝人务农。它肯定了劳动的意义，提倡人人劳动，反对了儒家鄙视劳动的观点，反映了陶渊明的进步思想。”(五)对《桃花源诗》的评价问题：“有人说《桃花源诗》是反动的作品。它可说是中小地主阶层和失意于官场的士大夫的没落、颓丧、消极思想感情的具体表现。它不仅起麻醉人民思想的作用，更严重的是将引导人民脱离现实，煽动人民从阶级斗争的战场上退却。有人又认为，桃花源的幻想反映了人民摆脱灾难的愿望和要求，反映了人民在阶级社会中发出来的美好理想，这理想应该是反封建压迫和剥削的集中表现。对理想社会的歌颂和肯定，正是对现实社会的咀咒和否定。有人更认为，诗人根本否定了统治者的特权。‘秋熟靡王税’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君权。它根本否定了剥削，否定了贫富的悬殊。这个理想显然是代奉着广大农民的呼声。”这场大辩论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某些评陶错误观点进一步有所批判，对肃清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在陶学上的流毒起了积极作用。但“文革”结束前的相当长时期内，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陶学研究受到严重束缚’往往局限于探讨陶作的思想性、人民性、进步性等少数课题，对陶渊明诗文的艺术风格、表现技巧、语言锤炼、景物描写等方面很少深入分析，对陶渊明的批判更多有过火之处，显系苛求古人，有违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难以视为定论。
这个时期关于陶学的出版物除《陶渊明讨论集》外，还有《陶渊明诗文汇评》(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教师、五六级四班同学编，一九六一年中华书局)、《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同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同学编，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二书把历代有关陶渊明及其诗文的研究、评述资料，选取其较有代表性和较重要的，按诗文篇目和时代先后分别汇集成册，对于进一步研究陶渊明的思想和艺术、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遗产，都是有益处的；《陶渊明》(廖仲安著，一九六三年中华书局)，对陶渊明的生活道路，创作历程及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影响，作了简要的评论，时有创见，颇受欢迎。
三、一九七六年以来陶渊明研究的迅速进展
“文革”结束以来，陶渊明研究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均有较大进步。有关陶学研究的新成果：专著、论文、集注、选本等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纷纷问世，短短数年，成绩斐然一九七八年以后，由拨乱反正逐渐转入新的开拓，思想活跃，在不少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计有：(一)陶渊明的政治倾向。高文、何法周《试论陶渊明的政治倾向》认为其核心问题是“志在扶晋，为晋守节”、“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地主阶级的忠君思想主宰着他的灵魂，支配着他的言行。”[21]冯钟芸《陶渊明的世界观及其归隐》也认为“在政权这个根本问题上，陶渊明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感情是站在以晋室为代表的门阀贵族一边。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说是更深刻的门阀士族观念。[22]不同意上述观点的，王宽行、张如法《也谈陶渊明的政治倾向》指出“陶渊明对晋室主要是持批判态度的，这是他政治倾向极为重要的一面；此外，陶渊明对晋室，主要是对安帝和恭帝的遭遇，又持同情和怀念的态度。”[23]郝志达《浅谈陶渊明的政治倾向》同样提出其“政治倾向的主导方面，无疑是以揭露和批判东晋末年的黑暗腐朽政治为出发点，又以哀叹东晋王室的复灭为归宿。表现在诗人身上这种‘批判’和‘哀叹’的心理矛盾，进步与消极因素的并存，只能从作家的世界观去找原因。”[24]
(二)陶渊明的哲学思想。逯钦立《关于陶渊明》认为“他成为一个服膺‘自然’的玄学信仰者，而《形影神》诗便是一组批判佛道迷信而肯定‘自然’的哲理诗。……是消了佛道迷信的毒，却又放了道家玄学的毒。”[25]杨廷福《陶潜〈形影神>诗为范缜<神灭论>的先导说》则认为“陶潜的不少作品中提出了世界上事物没有不变的‘化迁’宇宙观。然而从陶潜的‘化迁’观点和神灭思想，穷源竟委，则由来已久，也正是儒道的综合。[26]冯钟芸也认为“委运任化是他崇尚自然无为思想的深化而导致的结果，这种思想，固然受到老、庄玄学思想的影响，更重要的它是社会现实的产物，它和陶渊明的痛苦的政治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凡引文篇名及出处见上的，概不重出，下同)钟优民《陶渊明的世界观》则提出“陶渊明哲学思想核心应为素朴的气一元论学说，‘化迁’、‘神灭’等思想是其派生的。……‘复得返自然’包含有自然界的本来面目和天地万自然存在的涵义，与他万物‘受气’而生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是一致的。”[27]张德鸿《论陶潜<形影神>三诗的社会意义》也指出陶渊明“表露的委运任化、随顺自然的人生态度，当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心情的反映，……但是，它在诗中不占主要地位，掩盖不了他反对宗教，批判社会的主旨。”[28]
(三)陶渊明的田园诗。王运熙《陶渊明田园诗的内容局限及其历史原因》认为陶的田园诗内容绝少谈到农民，没有出现真实具体的农民形象，所以不能进一步反映农民的痛苦生活和农村凋敝荒凉的面貌[29]。李文初《陶渊明田园诗的评价问题》却认为；“社会现实有其广阔的天地，反映社会现实也容许有多种手段和途径。陶渊明是通过亲身的农村生活经历来反映他对农村现实的认识的，这种认识，虽然没有通过农民来表现，但同样反映了当时农村的社会矛盾和严重危机。”[30]诸春来《对陶渊明田园诗的几点看法》认为：“陶渊明在田园诗中反映出来的思想感情是越到后来距离农民越近，距离地主阶级越来越远，到他晚年，他已成为一个很近似农民的诗人。”[31]中山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陶潜的<桃花源记>和田园诗》提出陶的田园诗“客观上仍然掩盖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麻痹了广大农民反抗封建黑暗统治的斗志，又把一些对现实有所不满的封建文人引向逃避现实的道路，缓和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从它的主要思想倾向看，并没有触动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对后人封建文人的影响也是消极的。”[32]李翰《也谈陶潜的〈桃花源记>和田园诗》则认为：“陶潜并没有‘去寻找一条逃避现实的道路’。他以归田不仕的形式参加了政治斗争。诗歌是他的武器。……瑕不掩瑜，陶诗的主流是好的。至于后人的眼光各异，弃其精华，取其糟粕，并增而广之，那是后人的事，不应由陶潜负责。”[33]
(四)陶渊明的美学观。陈长荣《陶渊明诗歌意境的美学风貌》认为“‘趣’——这就是陶诗给予人们的丰富而深刻的感受。它标志着陶诗意境的重要美学特征。……陶诗意境构成的特点表现为：物、我的同一，理想化的诗意憧憬，情、事、景、理的交融以及形似与神似的统一。”[34]徐声扬《“但识琴中曲，何劳弦上声”——从陶渊明蓄无弦琴看陶渊明的美学观》认为：陶的“美学观，应该说是源于儒家的‘为仁’与‘中和’的。……正因他具有这种‘为仁’和‘致中和’的朴素美的思想，才能‘写其胸中之妙’。故当其吟兴偶到，即在作品中表现出一种天机和畅，静气流溢的美感，出现一种文体有净、殆无长语的诗篇。”[35]
(五)陶渊明的艺术风格。王运熙认为陶渊明“能够冲破玄言诗的束缚，以朴素平淡的语言表现农村的优美风光和他自己的日常生活和体验，使诗歌洋溢着诗情画意，获得了新生命。”葛晓音《陶诗的艺术风格》指出，“他超出了当时崇尚形似的艺术观，比他同时代乃至以后几代文人更早地发现和创造了浑融完整的诗歌意境，这种意境是在诗人淳真平淡的生活和心情中自然形成的。……陶集中无论行役诗还是田园诗都是写意。归鸟、青松、芳菊、孤云，多有比兴、象征的意义。”[36]马秀娟《此公岂作诗，直写胸中天》认为。“陶诗的‘淡’是浓后之淡，‘质’是巧中见质，‘枯’是腴极似枯，这种质而绮，枯而腴、淡而美的矛盾的统一，构成了陶诗深远无涯的意境，清新实丽的风采，冲淡清和的情致。”[37]孙静《谈陶渊明田园诗的浪漫主义》指出。“陶渊明用‘意’在现实生活中幻想出理想的乐园，也在创作中完成了理想境界的飞跃。在表面上似是描摹平实的实际生活中，实际上已经不知不觉地展开理想与愿望的翅膀，飞入了一种精神化境。”[38]
(六)陶渊明的创作方法。钟优民《论陶渊明和他的咏怀诗》认为陶集大部分作品是现实主义的杰作，而“反映诗人思想发展和艺术实践最高成就的《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则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高度结合，而浪漫主义又占主导地位的珍品”。[39]孙静则进一步提出：“陶渊明田园诗的主要倾向是以理想为轴心，或者表现理想的生活境界，或者抒发坚持理想的精神，无疑是属于浪漫主义的。……陶渊明的田园诗丰富了我国古典诗歌的浪漫主义流派。它创造了浪漫主义的一种新风格，其基本特点就是在乎实的生活形式中含蕴着理想的境界，在表面的现实形式下含蕴着非现实的内容。即使是诗人用幻想的形式写出的桃花源，也呈现着这样的特点”。并指出“陶渊明的浪漫主义主要来自以‘庄’为代表的这个浪漫主义传统”。
这段期间出版的陶学专著有逯钦立校《陶渊明集》(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李华选注《陶渊明诗文选》(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唐满先选注《陶渊明诗文选》(一九八一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徐巍选注《陶渊明诗选》(一九八四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唐满先注<<陶渊明集浅注》(一九八五年江西人民出版社)，钟优民著《陶渊明论集》(一九八一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吴云著《陶渊明论稿》(一九八一年陕西人民出版社)，王绍龄著《陶渊明》(一九八三年中华书局)，谷云义编著《陶渊明》(一九八三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等。这些读物或全面地论述陶渊明的时代、生平、思想发展、创作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或简明地分析陶渊明思想和创作的几个侧面，皆能从不同角度反映陶学研究的新水平、新高度。
四、全国首届陶渊明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展示了陶学研究的光明前景
一九八五年是陶渊明诞生一千六百二十周年，陶渊明纪念馆落成典礼和首届陶学讨论会开幕式于八月三十日同时在诗人故里——江西九江县城举行，这是陶学发展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喜事。为了迎接这一盛会的召开，江西省有关部门早在一九八四年即拨款建馆，《九江师专学报》特辟《陶渊明研究》专栏，于会前陆续发了四组评陶文章，计二十二篇，十三万多字。关于这次纪念活动情况，《光明日报》、《文学报》，《江西日报》等报均有报导，如八月十五日《文学报》头版消息载：“陶渊明纪念馆座落在九江县城沙河街东北隅的蔡家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题了馆名。该馆占地一千六百平方米，建筑面积九百平方米，已于七月三十日建成正式开放，并展出一批珍贵文物与资料。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二日，九江还召开了陶渊明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十三个省(市)的一百三十多名学者、专家和有关人员参加了会议。讨论会共收到论文五十二篇，作者分别就陶渊明的生平、归隐思想和艺术风格、美学观及对后人的影响，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展开了争论’。具体说来，中心议题有以下六个：
(一)陶渊明的故里何在?近几年来江西地区就此问题有过反复辩论，童怀《陶渊明故里究竟何在?》曾有报导：“有人认为陶渊明的故里在九江市星子县境内，纪念馆理应建在星子县。而九江市文化局的同志却告诉我，目前传为陶渊明故居的不仅有星子县的玉京山、栗里陶村，还有九江县的鹿子坂、浔阳旧城等等，究竟故里何在，聚讼纷纭，一时难下确论”。[40]讨沦会上就此争论甚烈，各方论点多数早已披诸报刊，如徐新杰《陶渊明故里辨》认为“诗人故里，应为现在的江西省星子县，其故居则在城西五里玉京山麓的磨岭村”。[41]胡绍仁《陶渊明故里在宜丰证据确凿》则提出“陶渊明之父陶回，封邑在今宜丰。陶渊明始家宜丰，后徙柴桑，义熙十二年冬，挟少子佟还宜丰；渊明逝于柴桑，归葬宜丰”。[42]户亭风《陶潜故里今何在?》认为“陶潜故里先在浔阳郡柴桑县的柴桑山，后移栗里之南村(今九江市郊庐山区的茅山头一带)。”[43]邓安生《陶渊明里居辨证》则提出“陶渊明的故居……就它的地理位置和环境特点来看，应该就在九江市西十五里之白鹤乡。这不仅与我们考证的陶侃的里居相符，而且与《归去来兮辞》序中‘彭泽去家百里’的说法也是一致的”。[44]
(二)陶渊明的思想。张铨锡《陶渊明的悲剧及其诗的思想和风格》认为“陶渊明的一生表面上过得那么平淡，但却是一个深刻的、豪壮的悲剧。陶渊明的悲剧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是伟大的诗人和渺小的社会的矛盾，是美与丑的矛盾”。[45]聂之言《从陶渊明的训子诗文看其仕宦思想的变迁》指出陶渊明“不希望儿子步入仕途，却不可能给他们指出另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他嘱诸子团结友爱，其中或许包含一些避免祖辈同室操戈悲剧重演的警诫意味，更多的还是流露他对社会危机四伏、人生道路维艰的无可奈何的哀叹。陶渊明本人由仕而隐，对生活道路经过严肃选择，仍未寻到真正使他满意的归宿。即令儿辈谨遵父教，同心协力，他们所驾驶的一叶小舟，也不可能穿过狂风恶浪到达理想的彼岸’。
(三)陶渊明的审美思想。李静《伟大的‘静穆’》认为“劳动锻炼了诗人，劳动也帮助诗人完成了作为一个伟大艺术家所必备的艺术气质；极强的艺术审美感，也即是对自然、对人生审美态度。他用审美的眼光看待田园风光，参加农业劳动，陶然自乐，何乐不为，他用清新、质朴的笔调抒写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歌唱生之情趣，咏颂自然之美”。陈新《陶诗审美意义初探》则是“从审美角度，分别论述了陶诗礼赞自然中的审美解悟，劳动中的审美感受和生活中的审美追求，以及诗人浑然一体的人格美。……诗人通过审美获得自由的愉悦，进而达到了对自然和人生一致性的深刻理解，诗人在劳动中的审美感受和生活中的审美追求都是以实现自由为目的，陶诗的审美意义关键在于激发后人对自由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
(四)陶诗的艺术特色。苏者聪《浅谈陶渊明诗歌的艺术特色》认为：“真实新颖，恬静淡远，朴素自然最能体现陶诗的艺术风格”。朱家驰《陶诗的言约旨远与玄学的言不尽意》指出陶诗艺术特色是“言约旨远，意味隽永，常以精粹的文字包蕴无限丰实的内涵”，并认为“陶诗言约旨远的表现形式虽异彩纷呈，但沿波讨源又无不与玄学‘言不尽意’论密切相关。……玄学的‘言不尽意’是玄学家对言意关系的抽象说明，陶诗的言约旨远则是‘言不尽意’经过诗人移花接木后一种自觉的抒情达意的艺术手段”。
(五)陶谢比较研究。袁行霈《陶谢诗歌艺术的比较》认为：“南朝诗歌一变魏晋古朴而开始追求声色，而诗歌艺术的这种转变，就是从陶谢的差异开始的。陶渊明是魏晋古朴诗歌的集大成者，魏晋诗歌在他那里达到了高峰。谢灵运却另辟蹊径，开创了南朝一代新风。……陶渊明属于阮籍，左思等老一辈诗人的行列，而谢灵运则属于沈约、谢眺等新一代诗人的队伍。诗风邅递的痕迹是显而易见的”。[46]徐声扬《‘江西诗派实祖渊明’说探微》则稍异于这种认识，指出。“陶谢都朝着‘变’的方向前进，但陶谢追求‘变’的方位是不同的。我们知道，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诗赋欲丽’，陆机《文赋》指出‘诗缘情而绮靡’，可见魏晋时已诗重‘绮丽’了。时至太康，诗坛上又出现一意追求辞藻的华美和对偶的工整的趋势。当然，其间有左思那种豪迈高亢的情调和劲爽矫健的笔调。此时，陶渊明推陈出新，独创一种诗风，他向‘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这个方向前进。……显然，这不是‘集魏晋古朴之大成’，而应是‘变’的飞跃。而谢是向‘极貌以写物’，这个角度变的。陶谢其‘变’不同，而‘变’则一，两种‘变’都对黄山谷有很大影响。”
(六)如何把陶渊明研究引向深入?王瑶《陶渊明研究随想》指出应该“充分了解与认识陶渊明对国内外的影响，不仅有助于对陶渊明的历史地位作出科学的评价，而且对扩大我们研究的视野，开拓新的研究角度，也是大有好处的。……鲁迅的论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辩证的、整体的思维方式，即是真正按照马克思所说，把我们的研究对象——作为特定历史时代、多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的作家，当作一个复杂、丰富，生动的多面体，‘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并从这‘一切方面’的内在‘联系’中找出其主导方面”。[47]钟优民《开创陶渊明研究新局面的浅见》提出陶学尚有很多新课题有待深入探讨，如陶渊明的美学思想及其在创作中的反映，陶渊明的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伦理道德观念，陶渊明和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陶渊明的艺术个性，陶渊明研究资料的进一步整理，国内外陶学研究情报的搜集等[48]。陈忠《我们的评陶工作》介绍了九江师专古籍整理研究室计划开展的几项工作：编印多卷本的《陶渊明研究论文集》；把陶渊明的作品和研陶资料，输入电子计算机，以借助现代化手段推动研陶，联络全国陶学工作者，力促早日成立陶学研究会。
纵观陶渊明研究，充满生机，广大陶学研究工作者，为争取把陶渊明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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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芝《关于〈陶渊明传论>的讨论》，1957年7月1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2]1954年9月28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3]《文学遗产增刊》第一辑。
[4]《文史哲》1956年第12期。
[5]《北京师大学报》1957年第3期。
[6]《文史哲》1957年第9期。
[7]《文史哲》1956年第12期。
[8]《文史哲》1957年第11期。
[9]《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
[10]《历史研究》1957年第10期。
[11]《新建设》1957年第10期。
[12]《新建设》1958年第2期。
[13]1957年7月l4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14]1958年lz月z1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15]1959年1月18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16]1959年1月18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17]1959年5月1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18]1961年中华书局《陶渊明讨论集》。
[19]《北京师大学报》1959年第2期。
[20]《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
[21]《开封师院学报》1977年第6期。
[22]《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23]《开封师院学报》1978年第4期。
[24]《南开大学学报》19h8年第4、5期合刊。
[25]《陶渊明集》，1979年中华书局。
[26]《学术月刊》l979年第2期。
[27]《学术月刊》1980年第4期。
[28]《昆明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
[29]《山西师院学报》1979年第4期。
[30]《暨南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31]《河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32]《中山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33]《中山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
[34]《苏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l期。
[35]《九江师专学报》1985年第1、2期合刊。
[36]《文学遗产》1980年第1期。
[37]《江西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38]《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39]《吉林大学学报》1978年第5、6期合刊。
[40]《光明日报》1984年lo月31日。
[41]《江西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
[42]《九江师专学报》1984年第3期。
[43]《九江师专学报》1985年第1、2期合刊。
[44]《文史》1984年第20辑。
[45]全国首届陶渊明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以下凡未注明出处均同，有待于正式结集出版。
[46]《九江师专学报》1985年第1、2期合刊。
[47]《九江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
[48]《九江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