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范仲淹、王安石，两个人都是当时著名的社会改革家，文学大家。范仲淹以他凛然的大义，在十一世纪的官场上树立了一座风范之碑。而王安石则因为变法的失败，成为一个官场上的失意者。原因何在？
据《宋史?范仲淹传》介绍；范仲淹把治理天下作为自己的责任，日夜思虑和策划着怎样实现一个太平的政治局面。每到一处做官，他裁抑侥幸，削减冗滥，调查并审理各路官吏。他待人十分亲热敦厚，并乐于替人家办好事，使民众得到最大的实惠。在当时，即使是乡野和街巷的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
由此可见，范仲淹属于对人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处处考虑周全，又有很强的自我约束能力。他是性格虽然刚正不阿，但并不执拗。为了自己认为的正义与理想，他可以不要前途，甚至是生命。特别是主持政务期间，他廉节简约，克己奉公，直言尽职，利则生民。在致力于改革社会的同时，不断地提高自身品格的修养。当时的贤士，很多在他的指导和提拔下成长起来的。他死时，各地的人听到噩耗，都深为叹息；羌族首领数百人聚众举哀，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哭，斋戒三天才散去。
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个开风气的人物。他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砥砺了一代士风。虽说有点庙堂之词之嫌，但是弘扬了华夏古典文明的优秀传统，被后世广为流传。范仲淹晚年时，给兄仲温写过一封信：“千古圣贤，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后事，一生从无中来，却归无中去。谁是亲疏？谁是主宰？既然无奈何，即放心逍遥，任委来往。”正因为他在当时和后世，都被奉为天下第一流的楷模，他的品格和思想，固然不可能不带着时代的烙印，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民间享有极高的声誉。
据《宋史?王安石传》介绍；王安石性格刚愎自用，遇到事情不管对错，都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改变。在议论变法时，他附会儒家经义，提出自己的主张，辩论起来动不动就是好几百字。司马光与王安石一向很有交情，依据朋友之间相互督促行善的道理，司马光三次给他写信，反复进行规劝，王安石很不高兴。
在用人上，王安石多用自己门下轻薄而有点小聪明的年轻人，几乎把朝廷内外老成持重的人罢黜殆尽。像吕公著、韩维这些王安石曾凭借而树立自己声誉的人；像欧阳修、文彦博这些推荐他的人；像富弼、韩琦这些重用他担任皇帝侍从的人；像司马光、范镇这些好朋友，王安石对他们不遗余力地加以排斥，以达到顺利实现变法的目的。
对于王安石来说，他始终相信自己的改革是利国利民的好政策，是能造福子孙后代的。他在基层时曾亲自实施过，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当他把这些政策推广到全国时，问题出现了，他不再是一个具体的操作者，而是一个指挥者，他指挥不了大佬，只能选那些热情的有冲劲的年轻人。但遗憾的是，正直的人无法理解他的思路，理解他思路的人不正直。当他的手下告诉他政策多么的好，推行得多么顺利，国库多么充盈时，他却不知道这些钱是怎样从老百姓的嘴巴里抠出来的。
变法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从一开始，就遭到主流社会的反对，王安石的理论是，只要方法对头，想要发财，没有不可能。但按司马光的观点，天下钱就那么多，国库充盈了，老百姓的钱就少了，不过取之于民罢了。那些政治大佬们的担心终于出现了：为了逃避保甲法，许多人进行自残；国库充盈的同时，大批中小商贩纷纷破产，市场前所未有的萧条；青苗法让贫苦的农民彻底走上卖房卖地卖儿卖女的境地；灾荒、民变、枯骨……这些都让有良知的官员无法坐视不理。
尽管王安石的变法出发点是为了实现富国强兵，但新颁布的法令一实行就开始走样，广大的百姓成了新法的直接受害者。试想，这样的法令能行吗？以至于新法推行不久，受到全国各地的普遍抵制，半途而废。
范仲淹、王安石两人知识渊博，通晓古今。范仲淹的外和内刚，他代表着当时士大夫阶层推崇的主流性格，既有坚定不移的理想追求，不谓权贵的正义凛然，又豪迈慷慨，不拘小节，有广泛的社交圈与人际关系网，以一种领袖的姿态引领改革潮流。王安石特立独行，他从不妥协，从不关注与考虑别人的意见，果敢自信、生机勃勃。他们最后的政治结局不一样，其中最为关键的恐怕就是能不能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范仲淹在自己的任期内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受到了大家的尊重；而王安石没做到这一点，甚至还给处于财政危机的仁宗政权带来更大的危机，因此变法不可能得到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