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是我母亲的养母，生于94年。在她絮絮叨叨的描述里，她的童年有过些许的欢乐，年幼的她常常能看到精彩的社戏、尝到戏场上美味的小吃。而没有上过学、不用挨先生的戒尺和家里拥有十多亩田，在她看来就是当时最大的个人幸福和家庭幸福了。
祖母童年的幸福和快乐那么简单，灾难却是巨大的。祖母4岁那年，一场可怕的瘟役（霍乱）席卷了整个村庄，夺去了村上十多条人命，祖母的母亲和弟弟也在一天之内撒手人寰。刚刚懂事的祖母哭干了眼泪。那时的乡村没有医院，轻舟长衫而来的郎中束手无策。祖母多次跟我说起往事，从她呆滞的眼神里看得出她内心的痛苦已经麻木，但她还会喃喃道：“如果换成现在，他们就不会死，现在的医生本领大……”
然后是战乱。日寇侵略而来的时候，祖母的父亲把一只小船划进芦苇荡躲开了鬼子的暴行。日伪统治的年代里，祖母和亲人们战战兢兢地生活着，不要遭受鬼子、土匪的迫害就是那个年代最大的满足了。
祖母嫁给祖父是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没有什么排场，祖母告诉我，连象样的婚床都没有，是她的公公和婆婆把自己睡的床让给了他们的儿子和媳妇。而陪着祖母过门的一口箱橱、一架“抽屉台”已是祖母引以为豪的嫁妆。
“一人参军，全家都光荣……”祖母现在还会唱这样的歌曲，祖母说，那时她们集体唱歌，也扭秧歌。我知道，祖母所说的那时是共和国成立之初，说这些事的时候，祖母的眼神不再呆滞。我仿佛透过祖母的眼神看到了她的青春年华。然而也就在她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岁月里，厄运又来了。根据祖母的描述，我推断，那是在95年。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才刚刚起步。祖母在家中生孩子的时候难产了，可怜祖母的一对双胞胎女儿刚一出世就夭折了，而祖母的命也是从鬼门关硬拉回来的。落了一身病的祖母不能生育了。祖母曾经的苦让人落泪，我常常会在她的念叨声里跟着伤心。“如果我那两个宝贝还活着，比你母亲大一岁……”祖母还是会在叹息之后称赞现在的医生“本领大”。
我的母亲是祖母的养女，被祖母从淼泉湖泾河边抱回的时候已是三岁。家境的贫困使母亲的亲生父母不得不抛弃这第四个孩子。那时，祖父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国家工人”，祖母在生产队里参加集体劳动，母亲是他们唯一的女儿。上学、读书、识字，母亲成了家里最有文化的人。
如今的祖母已是86岁的老人。在她青丝变成白发的岁月里她没有任何奢望，没有战乱、没有病痛，三口之家的平安、温饱已让她感到满足。随后，女婿的上门、孙子（也就是我）、孙女的出世更是让她多了几分幸福。然而，在她步入老年的岁月里，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远远超越了她的希冀。她常常会忆起往昔，家里每一次生活条件的改善都铭刻在她的记忆里。“那根正梁木匠师傅都眼热。那个‘抛梁’（常熟乡下建房上正梁时举行的一种仪式）的陈师傅是附近最好的‘抛梁’师傅……院堂里的吊扇还是你好公去叫某某过来装的……”这是祖母关于985年我家建楼房时的回忆。“不要忘记你寄娘，那只大彩电是我和你寄娘摇了一只小划子船从好几里的地方摇回来的……”这是989年初，在广东工作的父亲把一只8英寸的日立牌原装彩电从香港托运到上海后又从上海展转驳载过来时的情景。而我也记得，995年家里刚装上电话后，在外地上大学的我在电话里和祖母交谈的情景，不知祖母记得否？
祖母现在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也有了女儿，可谓四世同堂。父母事业有成，生意做得红火，在市区买了50平方的独院。乡下的楼房租出去了，祖母住进了城里，住进了带空调、卫生设施的房间，观看高清、精彩的电视节目成了她晚年最大的爱好。 当然，祖母不会寂寞，在刚搬到城里不久，她很快就和住宅周围的老人打成一片，他们聚在一起聊天，结了伴去逛街，安度着自己的晚年。有时，祖母也会想起去乡下的老家看看、走走，这时候，一般都由我驾着“专车”接送。可是，祖母也会一个人偷偷“溜”去。那里交通便捷，来来去去，精神矍铄的祖母手持一张可免费乘车的“高龄公交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