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映红《九十年代李清照研究述评》（《上饶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和王克安《近50年李清照研究综述》（《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两文，对建国以来至20世纪末的李清照研究作了全面的回顾。1997—1999三年，关于李清照其人其词的研究一直处于不断升温的状态，散见于国内各报刊杂志的有关李清照及易安词的研究论文，多达80余篇。本文试就1997—1999三年来的李清照研究状况综述如下：
一、关于李清照个性意识的探寻
对作者的个性特征和气质的研究和探讨，一直是易安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庄慕萱《浅谈李清照的个性气质对其词创作的影响》（《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诸葛忆兵《李清照个性成因及其表现》（《东岳论丛》1997年第3期）、康丽云《从李清照个性特征论易安体》（《宜春师专学报》1997年第6期）、何锡章《心灵与情感美的歌：读李清照的词》（《华中理工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等数篇论文，即是对易安个性气质的继续探讨。但是，他们又与过去的文章稍有不同，主要试图以词人的个性气质为切入点，结合词人的生活经历，探寻词人的心灵世界和性格品质及其在词作中的表现。其中，诸葛一文是值得关注的一篇。文章认为，“自主、自强、自信”是李清照的性格品质，具有鲜明的叛逆个性。这种个性品质的形成，与李清照的生活环境和人生阅历密切相关：首先，良好的早期教育和自由的家庭环境，为李清照的身心发展和个性形成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其次，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使李清照对生活更加充满了信心，其“自主、自强、自信”的性格最后定型，并且终其一生，这种性格品质没有改变。在现实生活中，李清照处处流露出叛逆的个性，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1、“作诗讥刺公公赵挺之”；2、“始终关切国事，不愿默守闺中”；3、“晚年再嫁和离异”；4、“敢于批评男人世界中之名流”；5、“文学创作独辟蹊径，自成一家。”
从“自我意识”层面探讨李清照的深层心理，成了近几年李清照研究的热点。研究者们纷纷撰文，大小论文不下10余篇。刘淑丽的《试论李清照自我意识的觉醒》（《山西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一文认为，“李清照自我意识的觉醒一扫以往文学中的女性迷失与臣妾意识，第一次将自我作为抒情主人公形象坦露在读者面前”；苏萍的《试论李清照的才女意识》（《山西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一文，则从“博学与雅趣、真情与灵气、高傲与叛逆、忧郁与忧患”四个方面，分析探讨了李清照独特的才女意识；吴爱民的《试析李清照诗词中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安徽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一文，认为李清照词作在不同时期塑造了词人不同的自我形象（天真的少女、多情的少妇、有志的才女和抑郁的老妪）。以上数文，或从抒情形象方面，或从性格特征方面探讨李清照的“自我意识”，均各具特色，形成了易安研究的一个小高潮。
陈武阳的《李清照主体创作中的自我张扬论略》（《江西社会科学》1998年第12期）、王金寿的《易安词女性意识再评价》（《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是研究李清照“自我意识”较有影响的两篇文章。陈文别开生面，从爱情意识、女性意识和个性意识三个层面，针对李清照文学创作中自我主体意识的张扬作了概括的论述。文章认为，李清照词作爱情意识的表现，不在艺术上，而在思想上，即创作主体摆脱了封建宗法意识的束缚，大胆、真切地表露了自我的爱情意识；其女性意识的凸现，是通过在词作中表现深广的爱国情怀，并站在女性的角度，把女性和文化努力地结合起来；其个性意识的张扬，则通过对自我形象描述的强烈的个性化得以实现。文章最后指出：“李清照主体创作中对自我女性意识的张扬，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封建宗法意识和历史的传统文化意识的背叛，她要在背叛中突立自我作为女性的尊严，在自我认识中，张扬人性和女性意识。”王文则自有见地，认为李清照独特的女性意识从以下三方面折射出来：1、“何须浅碧轻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的桂花形象——倜傥洒脱、自信乐观的‘丈夫’气质和崇尚淡雅高洁的意识”；2、“‘不如随分樽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的菊花形象——旷达超逸的隐士风度和崇尚独立人格的意识”；3、“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应情而发’、‘风神气格，冠绝一时’的卓然才气、独创精神”。
二、关于“易安体”内在结构的探索
对“易安体”的研究，是李清照研究争论最多的专题之一。过去的专题文章，多从平易通俗的语言、精美的韵律、富有个性的抒情形象、婉转清新中不乏豪放矫健的风格等方面，来探求“易安体”的美感意蕴。而李正春的《易安体的内在结构和表达功能》一文（《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却不落窠臼，认为“易安词能在花团锦簇的宋代词坛上开径独行，自成一体，必有其独特的内在结构，把握其内在结构，无疑是获得审美效应的重要途径”。文章对“易安体”独特的结构形态和表达功能作了探讨。全文由三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流动性的时空结构。文章指出，易安词空间结构的流动有如下三种方式：1、“由室外广阔的空间层面→居室周围的空间层面→室内细小的空间层面”；2、“由室内细小的空间层面→小楼周围的空间层面→远处（高处）更广阔深远的空间层面”；3、“混合式”。就时间流动而言，“易安词的时间‘流域’是介乎‘春’与‘秋’两季，就具体时刻而言，在昼与夜的交替中”。第二部分：戏剧性的情绪结构。有如下几种常见的结构形态：1、“以悲音（景）发端，喜景（音）继其后，最终悲音复起（悲景复现）”，形成一个‘悲’——‘乐’——‘悲’的封闭式循环结构；2、“以喜景（音）发端，以悲景（音）作结，构成‘喜——悲’式的情绪结构”；3、“悲——喜”形态。第三部分：对比式的章法结构。主要有两种章法结构：1、“生活场景的对比——突出反差”；2、“人与物的对比——突出近性”。
三、关于李清照词艺术风格的多角度分析
周秀怡《典赡婉丽并擅场：李清照诗词艺术风格探微》（《佛山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韩慧玲《李清照词艺术特色再论》（《滨州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陈在东、阎秀平《清新峻爽李易安：李清照词风新探》（《临沂师专学报》1997年第5期）、李建国《论易安词柔中寓刚的艺术表现》（《贵州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时俊静《再议易安词的风格》（《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等数篇论文，继续了前人对易安词艺术风格的探索，把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其中，李建国一文对易安词艺术表现提出了折中的看法：“应当是在肯定其阴柔与婉约的同时，也肯定其综合独特风格和鲜明个性的柔中寓刚的艺术表现。”文章从词学的演进、世家的规范和个人与家庭的坎坷经历三方面条分缕析地揭示了易安词艺术风格的成因，指出“易安词柔中寓刚的艺术表现，获得了我国传统诗歌天人合一、刚柔相济、博大精深的创造真谛”。这种柔中寓刚的艺术风格，有如下内涵：1、“传统的厚重”；2、“情感的真挚”；3、“用词的洗练与创新”。时俊静一文的观点与李文基本相近，认为易安词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婉约之外，更有一种清拔、俊逸之风。概言之，就是“婉而不媚，清而不俗，细腻而不失之纤柔，秀中有骨，刚柔相济”。对易安词“刚柔相济”中“刚”之看法，作者不同意某些研究者所说的“丈夫气”、“豪气”，而是把它归结为一种清拔俊逸之气。它首先表现在抒情上，一反女性作家的羞涩和遮掩，感情从“自我”的胸臆中淌出，真挚率直。它还表现在对情感的表达形式上，包括意象的选择以骨力见长，以清丽取胜，意象的结构单纯稀疏，意象的安排多用虚字，写作手法善用白描等方面。
另外一些文章则巧辟蹊径，从不同的视角去解读易安词。比如王跃飞《李清照词绘画美初探》（《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认为，李清照词能巧妙地运用一系列富有阴柔美的意象，诸如梅花、菊花、梧桐、飞雁、淡月、斜风等意象，来达到营构画面的目的。随着诗人前后期的生活经历不同，词中画面尤其在情调与色彩上也随之有所变化：1、“少妇与少女时代，基调多呈清新明朗的色彩，情调较轻松、欢快”；2、“孤孀时代，画面的色彩几乎都变为阴冷、黯淡、沉重，情调也变为沉郁凄怆、‘低徊要眇’”。杨艳梅《论易安词的审美意象》（《松辽学刊》1999年第6期），则对易安词的意象进行综合分析，分为四类：1、“雄浑壮阔的意象”，其代表事物是“大鹏”；2、“清新亮丽的意象”，其代表事物是“鸥鹭”；3、“悲壮苍凉的意象”，“寒食节”、“梅”、“雁”、“桥”是其代表意象；4、“衰飒凄苦的意象”，“夕阳”、“黄昏”、“梧桐”、“风雨”等是此类意象的典型。彭玉平《花自飘落水自流——李清照的词境与心境臆说》（《中山大学报》1999年第6期），则以李清照与赵明诚的婚姻生活为切入点，围绕着藏品的种种矛盾，以及屏居青州期间的隔阂，分析了李、赵之间爱情不易察觉的裂痕，并以《凤凰台上忆吹箫》为例，以微知著，探索了李清照词中对爱情的忧患感和失落感。
四、关于李清照词的比较研究
韩国朴现圭的《许兰雪轩与李清照之比较》（《文史哲》1997年第6期）、韦玲娜的《苦难时代女性的生命悲歌——论易安词与湘苹词》（《学术论坛》1999年第4期）两文，运用类比分析方法，将李清照与两位不同时代甚至不同国度的女作家进行研究。朴文首次将许兰雪轩和李清照这两位韩、中两国具有代表性的女作家进行比较，从二人的生平、作品特征等方面分析她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其共同点是：出身名门望族，学问素养深厚，对文章有见地，后来家门没落，度过不遇的末年生活。不同点是：在婚姻生活中，许无法维持与丈夫婆家的圆满关系，李却度过了幸福的生活；在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中，许积极摆脱现实，沉湎于游仙世界，李则回想过去，坚持现实世界，不完全沉湎于理想世界。韦文则把清朝的徐灿和宋朝的李清照进行比较，认为二人在出身、经历及生命意识等方面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生活在“呻吟更流血”的悲剧时代；都亲历过国破家毁夫亡的人生惨剧；都以女性特有的深挚、柔婉、敏锐、浓烈的忧郁情怀，关照历史变迁、民族苦难和人生厄运，从而发变徵之音，抒黍离之悲、桑梓之思。
五、关于《词论》的研究
张廷杰《李清照〈词论〉写作动因及其对南宋词坛之影响》（《宁夏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郑惠丽《从文体特征探讨李清照“词别是一家”说》（《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第1期）、许金华《“别是一家”说与〈词论〉之关系试辨》（《福建论坛》1999年第2期）等数篇论文，是历年来《词论》研究的继续。张文从李清照之历史责任感、创新精神等方面探讨其《词论》的成因，指出易安词及其《词论》在中国古代词学发展史的链条上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认为清真之影响只在于“形貌”，而易安之影响却在于“神髓”。郑文则从文学文体的角度来探讨词“别是一家”说，认为“《词论》的精髓乃‘词别是一家’的观点，其最大的贡献就在于李清照从文学文体的角度出发，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对词这一特殊文体进行了具体分析，并给予这一文体以美学上的充分尊重”。许文不囿于成见，认为持李清照词“别是一家”之说就是反对苏轼的“以诗为词”的观点是不符合其原意的，因为“《词论》对苏轼等人的评论是在形式的层面上进行的（包括句法、声韵），无法得出李清照在内容、风格上反对‘以诗为词’的结论”。最后，文章以易安的创作实践来解读其词“别是一家”之说。
六、关于李清照在文学史上地位的定量分析
刘尊明、王兆鹏《从传播看李清照的词史地位——词学研究定量分析之一》（《文献》1997年第3期）一文，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并尝试从文学传播的视角，进一步考察和探讨李清照的词史地位。该文突破传统的研究方法，通过考察易安词集的编辑与流传情况、考察历代词选及其他文献对易安词的编选著录与传播情况，以具体可感的数据内容，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易安词在历代以及海内外传播与消费的情况，使我们对李清照在词史上的深远影响和重要地位获得更加真实而准确的把握。
1997—1999年李清照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不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了更深入细致的思考，而且开辟了新的领域，提出了不少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今后，寻找新的角度和切入点，运用新理论和新方法，将成为未来易安词研究迈向一个新台阶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