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我和爱人下乡，在中俄边境的一个小村庄遇见一位老人，他衣衫破烂，家徒四壁，坐在一块木板上，望着他家菜园尽头苍茫的黑龙江水……他对我说他是攻打四平的老战士，负伤时断了三根肋骨，至今肺部还有两片弹片未取出来。他说“文革”时他挨批斗，揍他的人说，别人打江山都成烈士了，你能活着回来，肯定是个逃兵!他说自己每月只有100多块的补助，连饭都不够吃。我觉得很悲凉，一个打江山的人，是不该落得如此下场的。
从那儿回来后，我爱人联系这座村庄所属县域的领导朋友，请他们了解和关注一下老人的事情。可是8个月后，爱人在归乡途中遭遇车祸，与我永别!与爱人相关的人和事，在那个冰冷的春天，也就苍凉地定格了。直到几年前，我听说某驻军部队的一名年轻战士，因陪首长的客人，在游玩时溺亡，最终却被宣传成一个救落水百姓的英雄，这个故事，唤醒了我对那位老人的记忆，也唤醒了我沉淀着的一些小说素材。
爱人不在的这12年来，每到隆冬和盛夏，我依然会回到给我带来美好，也带来伤痛的故乡，那里还有我挚爱的亲人，还有我无比钟情的大自然!社会变革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新规，在故乡施行所引发的震荡，我都能深切感受到。
比如火葬场的建立，在它开工之初，很多老人就开始琢磨着死了。因为那里的风俗，70岁以上的老人，大都为自己备下了一口木棺材，而火葬场的烟囱一旦冒烟，他们故去，就不能带棺材上路了。我还记得火葬新规是那年10月1日生效的，在此之前，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对那些濒临死亡的老人做了普查，告知亲属，凡是死在这个日期之后的，必须火葬，棺材要么自己处理掉，要么上缴，统一焚毁。我姐夫的母亲，由于心肺功能严重衰竭昏迷多日，仅靠氧气维持微弱的生命。医生都以为她活不过9月，家人为她打下棺材，可她却顽强地挺到10月1号，成为那座小城火葬的第一人。只因多活了一天，她的棺材只得劈了，作为烧柴，让儿女们痛心不已!那天送她的人很多，人们都围着焚尸炉转，想看看它是怎么烧人的，因为那儿也是他们最终的去处啊。活过那个日子的老人们，对有朝一日会被装进骨灰盒充满恐惧。我外婆在世时，提起火葬就咋舌，埋怨自己活得长，不能带着棺材去见我外祖父了。
一个飞速变化着的时代，它所产生的故事，可以说是用卷扬机输送出来的，量大，新鲜，高频率，持之不休。我在故乡积累的文学素材，与我见过的“逃兵”和耳闻的“英雄”传说融合，形成了《群山之巅》的主体风貌。
闯入这部小说的人物，很多是有来历的，比如安雪儿。离我童年生活的小镇不远的一个山村，就有这样一个侏儒。她每次出现在我们小镇就是孩子们的节日，不管她去谁家，我们都跑去看。她五六岁孩子般的身高，却有一张成熟的脸，说着大人话，令我们讶异，把她当成了天外来客。
再比如辛七杂。在我们的小城有个卖菜的老头，有年春天他来我家，站在院子里，说着说着话，忽然从腰间抽出烟斗，又从裤兜摸出一面凸透镜，照向太阳，然后从另一个裤兜抽出纸条，凑向凸透镜，瞬间就把太阳火引来了，点燃烟斗，怡然自得地抽着。我问他为什么不用打火机或是火柴，他撇着嘴，说天上有现成的火不用，花钱买火是傻瓜!再说了，太阳火点的烟，味道好!所以这部作品的开篇，我让辛七杂以这样的方式亮相。
辛七杂一出场，这部小说就活了，我笔下孕育的人物，自然而然地相继登场。在群山之巅的龙盏镇，爱与痛的命运交响曲，罪恶与赎罪的灵魂独白，开始与我度过每个写作日的黑暗与黎明!对我来说，这既是一种无言的幸福，也是一种身心的摧残。
从第一部长篇小说《树下》开始，20多年来，我在持续中短篇写作的同时，每隔三四年，会情不自禁地投入长篇的怀抱。《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等，就是这种拥抱的产物。有的作家会担心生活有用空的一天，我则没有。因为到了《群山之巅》，进入知天命之年，我可纳入笔下的生活依然丰饶!虽说春色在我面貌上，正别我而去，给我留下越来越多的白发和越来越深的皱纹，但文学的春色，一直与我水乳交融。
与其他长篇小说不同，写完《群山之巅》，我没有如释重负之感，而是愁肠百结，仍想倾诉。这种倾诉似乎不是针对作品中的某个人物，而是因着某种风景，比如滔天的大雪，不离不弃的日月，亘古的河流和山峦。但或许也不是因着风景，而是因着一种莫名的虚空和彻骨的悲凉!所以写到结尾那句：“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我的心是颤抖的。
我知道《群山之巅》不会是完美的，因为小说本来就是遗憾的艺术。但这种不完美，正是下一次出发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