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谈古文运动者往往以韩门大弟子李翱为例来说明韩愈的领导作用，但李翱对韩愈一直称兄称友，一直以韩愈之友自居。古人师道与君父同，很严，很尊重。君父当然可以和臣子交朋友，但绝无臣子称君父为兄为友之理。李翱到底是韩愈什么人？弟子，还是朋友？
一
李翱是韩愈弟子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韩愈。他在《与冯宿论文书》中说：“近李翱从仆学文……有张籍者，年长于翱，而亦学于仆……”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七，四部丛刊本，下同） 其言如此，似乎以李翱、张籍为其弟子。后来的宋祁置李翱于韩愈弟子之列，当是以韩愈此话为依据的。那么，宋祁的做法正确吗？问得更直接点，韩愈真的以李翱为弟子吗？难说得很，还是以韩愈的说法为准吧。
《与冯宿论文书》写于贞元十四年韩愈三十一岁时 （见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目录，以下韩文编年皆从此书。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一年后，韩愈在《与李翱书》一文中又说：“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仆虽巧说，何能逃其责邪？然皆子之爱我多，重我厚，不酌时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于时人也。”又曰：“嗟乎，子诚爱我矣，子之所责于我者诚是矣。”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十六） 试问：既称“子之爱我多，重我厚”、“嗟乎，子诚爱我矣，子之所责于我者诚是矣”，这是为师者对弟子说话的口气吗？刚刚说过“近李翱从仆学文”的话，刚刚让人以为他要以李翱之师自居，这时的话从称呼到语气却都对李翱充满了感激、尊敬，不但没有把李翱当弟子，反而接受李翱的批评，似乎李翱是他的老师似的。有必要指出的是，韩愈对李翱的尊称、尊敬不是偶一为之，更不是一时发昏。例如，又过一年，即贞元十六年，韩愈在《与孟东野书》曰：“李习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后月，朝夕当来此；张籍在和州居丧，家甚贫。”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五） 眼看就要成为他的侄女婿了，还要称“习之”，这可以认为是韩愈的谦虚、稳重，或者处事低调。但唐人的称呼惯例正如李翱《答朱载言书》所说“师之于门人则名之，于朋友则字而不名” （《李文公集》卷六，四部丛刊本，下同）。 韩愈如以李翱为弟子，又何须称“习之”呢？再举一显著例证。李翱《答韩侍郎书》：“还示云：于贤者汲汲，唯公与不材耳。此言取人得无太宽否？” （《李文公集》卷六） “于贤者汲汲，唯公与不材耳”是韩愈在信中称赞李翱的话，此话不仅把李翱与自己相提并论，而且称李翱为“公”，“公”是什么意思呢？洪迈《容斋随笔》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下同） 之《续笔》卷五“公为尊称”条有如下解释：“尊其道而师之称曰公”、“谓年之长者曰公”。李翱不比韩愈年长，而比韩愈小六岁，韩愈应按照唐人的规矩，也按照他自己称呼其他后学的一贯做法，称李翱为“足下”或“吾子”才对，现在却称为“公”，如此反常，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当然，我们不能凭韩愈对李翱的尊称、尊敬及接受李翱的批评就断定李翱为韩愈之师，但可以断定李翱绝非韩愈之弟子，尤其可以断定，韩愈绝不认为李翱是他的弟子。那么“李翱从予为文”的话该怎么解释呢？这个问题应当问韩 愈，但韩愈全集只会让我们一头雾水，那就只有看李翱怎么说了。
二
关于李翱是韩愈弟子还是朋友的问题，通检《李文公集》，有四篇文章值得注意，其中三篇写于韩愈生前，一篇写于韩愈卒后。
其一《答韩侍郎书》是批评韩愈的，认为韩愈奖掖后进不如他自己用力，此文中直呼韩愈为兄：“如兄者，颇亦好贤。” （《李文公集》卷六） 其二《与陆渴椤肥浅埔韩愈的：“又思我友韩愈，非兹世之文，古之文也；非兹世之人，古之人也。” （《李文公集》卷七） 其三《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仍然是称引韩愈的：“昌黎韩愈，得古人之遗风，明于理乱根本之由。” （《李文公集》卷八） 并为张仆射未能得到韩愈而惋惜。其四为《祭吏部韩侍郎文》，其中有言曰：“兄尝辩之……乃兄之为……兄之仕宦……兄佐汴州……始得兄交。视我无能，待予以友。……兄以疾休……兄之在病……兄名之垂……我撰兄行……” （《李文公集》卷十六） 区区三百余字中即称兄九次，且明确地说韩愈“待予以友”。古人把师道看得很重，与君亲并列，如韩愈是李翱之师，李翱不至于如此唐突，称师为友。不要说古代，即便是今人，于庄重场合也不会称父、母、师为友，更不会时刻、永远称父、母、师为友。
不论是称引韩愈还是祭奠韩愈，李翱皆明确地以韩愈为友，也说韩愈待他以友，而从不认为或暗示他是韩愈弟子。这一点惹得后人大生疑问，并进而怀疑韩愈抗颜为人师的做法与苏轼相比实在不够高明。如鲍倚云《退余丛话》卷二云：“东坡于一时文人，如鲁直、补之、文潜、少游、无己辈，未尝敢以师资自处，何其谦也！昌黎抗颜为师，以弟子畜李翱、张籍，籍则自居诤友之列。韩与东野书云‘习之娶吾兄之女’，而翱祭韩文，直称韩十兄，然则不但不以师资事韩，并婚娅行辈都不叙，其抗傲如此。韩公意度，似逊坡公一筹。” （见聚学轩丛书第76册） 龚自珍《定庵文集补编》卷四之《与人笺》亦曰：“师弟子分至严，唐宋人犹知之，故以韩愈之贤，而李翱、皇甫湜，不以门生自居。” （四部丛刊本）
李翱仅仅在称呼上不愿称韩愈为师吗？不，他从内心也没有把韩愈当作老师。
刘禹锡《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序》记述李翱的自负语说；“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同时伦辈，惟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 （《刘梦得文集》卷二十三，四部丛刊本） 欧阳修于古文创作上推崇的不是“韩柳”，而是“韩李”，显然认可了李翱的说法，元代白涝凇墩吭ň灿铩肪矶中也认为唐文人中“能拔足流俗，自成一家，韩、柳、李义山、李翱数公而” （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6册） 。清乾隆时所编《唐宋文醇》干脆在唐宋八大家外加上李翱与孙樵凑足十家。可见，李翱的自负并非狂妄，倒确是近乎事实的。
在儒道恢复上，韩愈是以千余年后的孟子自居的。但李翱在《李文公集》卷八之《寄从弟正辞书》说：“仲尼、孟轲没千余年矣，吾不及见其人，吾能知其圣贤者，以吾读其辞而得之者也。后来者不可期，安知其读吾辞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卷二之《复性书》又说：“道之极于剥也，必复。吾岂复之时邪。”他要以复道为己任，也要作千余年后的孟子。事实上，他此方面的成就比韩愈一点也不逊色。例如，苏轼《韩愈论》批评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 （《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八，四部丛刊本，下同） ，而欧阳修对李翱备极推崇：“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时，与翱上下具论也。” 《欧阳文忠公文集外集》卷二十三之《读李翱文》，四部丛刊本） 到了南宋，李翱的学术地位被理学家抬得更高，以至于叶梦得《岩下放言》卷下明言“李习之学识过韩退之”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3册） 。明清亦不乏响应者。例如宋濂《宋学士文集芝园续集》卷二之《胡仲子文集序》谓“其《复性》、《平赋》二书，修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盖唐人之所仅有……习之识高志伟，不在退之下。遇可畏如退之而不屈，真豪杰之士哉！” （四部丛刊本） 全谢山《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七之 《李习之论》也认为唐人中“解《论语》解《孟子》，则习之一人而已” （四部丛刊本） 。
从韩李年谱知，韩李结识之时，韩二十九岁，进士四考方中，博学宏词科考了三次都没有考中，最后只好放弃，可以说老大无成；而李才二十三岁，可谓前途无量。两年后李翱果然中进士第，旋授校书郎，并与柳宗元交游。元和初，又转国子博士、史馆修撰。而韩愈直到元和八年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仅从科名仕途的顺遂与否看，李翱未必看得上韩愈，更不用说拜韩愈为师了。这样讲并非以小人之心猜李翱之腹，唐代士人有此习气，南宋的洪迈就是这样推测张籍不愿为韩愈弟子一事的。《容斋随笔》之《四笔》卷三曰：“籍之二书，甚劲而直。但称韩公为执事，不曰先生。考其时……韩公……年位未盛，籍未以师礼事之云。”其实，张籍自始至终都不承认自己是韩门弟子，与韩愈“年位未盛”与否无关。但洪迈的话所透露出的唐代士林的一种风气，颇有助于我们认识李翱与韩愈的关系。
从称呼到心理，李翱都不承认自己是韩愈弟子，而仅以朋友自居，事实证明，李翱的做法没什么不妥。看来，那些持李翱为韩愈弟子论者的观点就大值得怀疑、探讨了。
三
韩愈虽说过“李翱从予为文”、“张籍亦学于余”，“籍湜虽屡指教” （见《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十八之《与孟尚书书》） 的话，但二十世纪的古代文学史教科书谈及韩门弟子往往只提李翱、皇甫湜，李汉因于韩愈身后编次韩愈全集之故也偶被提及，而张籍极少被提到。其所以如此，显然是因为宋祁在《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六中明确认定李翱、李汉、皇甫湜、贾岛、卢义五人为韩门弟子，而并未提到张籍，可见谁是韩门弟子这个问题，教科书编著者们信宋祁更胜于信韩愈。《旧唐书》既无“韩门弟子”之说，也无李翱是韩愈弟子的任何信息，宋祁取李翱而弃张籍的原因复杂，此处从略。但须指出，宋祁此种做法并不妥当。不幸的是，先有“欧阳修……与尹师鲁辈共效韩体，称曰古文，于是学者非韩不学，盛极一时” （《隋唐史》第176页，岑仲勉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的事情呼之于前，后有苏轼《韩文公庙碑》一文“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五十五） 对韩愈的赞扬应之于后，从而使宋祁不妥当做法的误导性得到加强。
萝卜青菜，人各有爱，欧宋二人鼓吹韩愈，本属无可厚非之事，但他们把李翱当作韩愈弟子，显然是不顾事实的生拉硬扯。须知文人之喜逞偏见，绝不止于说风就是雨的地步，有时还无风起大浪呢。例如宋祁且把柳宗元置于韩愈弟子之列，他评价中唐古文时说：“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 （《新唐书》卷二百零一） 欧阳修更认为柳宗元连韩门弟子也够不上：“自唐以来，言文章者惟韩柳；柳岂韩之徒哉，真韩门之罪人也！” （《唐南岳弥陀和尚碑》，《欧阳文忠公文集·集古录跋尾》卷八，四部丛刊本） 难道柳宗元真的是韩愈的弟子，或者连韩愈的弟子也够不上，仅仅是韩门的罪人吗？
正如置柳宗元于韩门弟子之中一样，以李翱为韩门弟子，也是欧宋的一味崇韩所致，既伦类不当，也强人所难。苏轼《谢欧阳内翰书》曰：“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 （《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四十一） 可见他并未把李翱当作韩愈的弟子，前文所引《韩愈论》一文主要也是在批评韩愈，但《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对韩愈的颂扬反而诱导人们相信李翱为韩愈弟子的说法。
一方面由于韩愈在古文创作上毕竟业绩不俗，其抗颜为人师的做法也声名甚响，二方面由于后来的推崇者欧阳修、宋祁、苏轼三人作为世出无几的一代文豪，其言论之所向，自然无不披靡，所以就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韩愈在古文兴盛时领袖群伦，且门下弟子甚众，连同韩愈一样被谥为“文公”的李翱也是其中之一。这一点几乎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无人敢于质疑。后来的四库馆臣及20世纪多数古代文学史教科书的编著者，皆因轻信宋人之言而失察，遂让李翱为韩愈弟子的讹误一传再传。
总之，除一厢情愿且羞羞答答的“习之从吾习文”一语外，韩李二人均不以李为韩之弟子。以李为韩之弟子，乃宋祁等人的好逞偏见和众人的惯于盲从所致。李翱不是韩愈的弟子，论述韩愈在古文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应慎用李翱为韩愈弟子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