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骨瓮(ossuary)，不能不先说说盛行于公元前1世纪希律王统治时期到公元2世纪期间犹太人独特的丧葬风俗。
那时，犹太家族通常在尸体入墓一年后再收集其尸骨，放入骨瓮中改葬。
这些骨瓮上往往铭刻有图案作为装饰，还刻有死者的姓名。
而在最新发现的这个20英寸长的石灰石骨瓮上，特殊的字迹和花纹又将它的确切时代限制到了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前的数十年。
这样一来，所有证据就都指向了那个新约中的拿撒勒人――耶稣。
根据《新约》记载，约瑟娶玛丽亚为妻，耶稣和雅各是他们的儿子。
作为耶稣之兄或之弟的雅各的身份历来各派争论不下，有东正教所持的约瑟前妻所生说，罗马天主教所持的耶稣堂兄说和圣经考古学者认为的玛丽亚次子说。
但无论从哪一种说法，耶稣和雅各之间确有联系是毫无疑问的。
《新约》数次提到，在耶稣受难后，这个雅各成为耶路撒冷地区新兴的基督教团体的领袖，根据一世纪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犹太战争史》的作者)的记载，他在公元63年被处以石刑而死。
勒迈尔认为，这个雅各，就是骨灰装在那个刻有铭文的骨瓮中的雅各，而骨瓮上的耶稣，恰恰就是那个让希律王恐怖的屠杀婴儿、在旷野上抵御了魔鬼的诱惑、让盲人复明让麻风病人痊愈、被犹大背叛在骷髅地走上十字架的上帝的儿子――耶稣。
并不是没有人质疑勒迈尔推测的可靠性，毕竟，在那时，雅各、约瑟或是耶稣都不过是常见的犹太人名字。
然而，勒迈尔的解释也自有道理。
首先，虽然依照犹太人的风俗，死者父亲的名字也会出现在骨瓮的铭文上，但同时也出现其兄弟的名字的情况则极为少见。
这很可能是因为，那个兄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而死者和死者的亲属希望在铭文中提醒大家这一血缘关系。
其次，虽然在那200多年的历史中可能有无数的雅各、约瑟或是耶稣，但从统计学上看，存在这一亲缘关系的“雅各-约瑟-耶稣”的几率却非常之低。
据勒迈尔计算，可能在骨瓮上刻下“雅各，约瑟之子，耶稣的兄弟”这些字样的人在当时不会超过20个人。
其实，去跟勒迈尔争论这个雅各会不会就是那个1/20是一件绝对不可能争出任何结果的事。
与这件事情密不可分的圣经考古学――biblical archeology――才是值得我们去玩味的对象。
不把早期教会历史中的圣物崇拜和朝圣旅行计算在内，真正的“富有科学精神”的圣经考古学应当始于19世纪中叶美国学者爱德华?罗宾逊对巴勒斯坦的历次考察。
此后，被尊为圣经考古学先驱的威廉?奥布莱特将这一领域发扬光大，终于使这门学问成为过去近一个世纪中最热门的学科之一。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圣经考古学是一门充满了悖论的学科。
几乎从它诞生之日起，科学的理性和宗教的虔信这对难以化解的矛盾就在所有的圣经考古工作中凸显。
截止到目前为止，真正可以归为纯粹圣经考古学上的成功的，只有像勒迈尔这样的研究，比如《圣经》中的大卫王和耶稣确实存在，《圣经》中记载的地名确实是当时的城市等等。
然而，就像《纽约时报》上的评论所指出的，我们知道了耶稣的确是个历史人物(这早就被学界所公认)，但问题是，又怎么样呢？就算圣经考古学能够让我们相信公元1世纪的时候的确有这么一个叫耶稣的拿撒勒人，又拿什么来证明《圣经》中所提到的那些神迹呢？将三位一体的耶稣向人的位格上拉近一步，又真的能起到什么作用呢？j.b.默茨在他的《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中说过，辩护是基督教的基本属性和特征。
证实或是证伪，所有的圣经考古学家都必须从这两个立场中选取一个，完全没有妥协的余地――否则，叫考古学家或中东考古学家都好，何苦打着“圣经考古”的大旗。
但问题是，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最终的诉求都将是心灵，而心灵，永远都不是单靠科学所能支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