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热骤起，这很符合中国人画上添景的追星性格，也是无可非议的。
就莫言的作品本身而言，早期的《红高粱家族》、《丰*肥臀》等等，我都仔细阅读过。当年《红高粱》电影在西柏林拿回“金熊奖”，做为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我也很是开心了一回。在老家县城的电影院售票口排了一晚上的队，才买到一张无座的站票，总算一睹了《红高粱》的风采。当然，这与当时的文化生活匮乏有着根本的关系，但是就《红高粱》本身的魅力而言是不可否定。作为一个作家，作品能如此广泛的被社会接受和关注，也是对作品本身价值的肯定。
莫言获奖以后，在国内也引起巨大争议，有人就拿年轻人不知道莫言是谁说事。我觉得如此的说法幼稚而且牵强。年轻人不思进取，不求上进，整天沉溺于网络游戏，他们不知道的人和事情多了去了。更何况，诺贝尔文学奖每年发一次，我就不相信所有的获奖者，中国的年轻人都知道是谁？
中国人永远都有一种醋坛子心里做粹，没有中国人拿诺贝尔文学奖，心里倍感失落。痛苦得呼天喝地，对国内的作家一棒子打死，也动不动拿得不了诺奖说事。人就是这么个奇怪动物，试想：这么多年以来，有哪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像莫言一样在中国饱受争议？
当然争议的过程也是一个认知的过程，大凡声名显赫的作家都是饱受争议的。世界名著《红与黑》作者司汤达（斯丹达尔），当时在法国就饱受争议，同时代的作家你像巴尔扎克等都不认为司汤达是个作家，但这丝毫没有影响《红与黑》在世界各国读者心目中的地位。
在文学创作里头，批评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批评是什么？就是吃饱饭没事专门给作品说三道四的专家，就叫文艺评论家。
《红高粱》当年在国内公映以后，也被骂得一无是处。有的人说莫言是拿中国农民的无知野蛮，让外国人看，丢中国人的脸。更有调侃者说红《红高粱》是“酒坛子里撒尿哩，高粱地里胡闹哩”。这些都是偏执的一己之言，丝毫没有改变《红高粱》的光辉。
有人评价说，莫言不是中国最好的作家。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好与不好的界限很难区分，仅凭一个文学奖项界定，这对中国所有的作家来说是不公平的。
查建英说，莫言的语言没有节制，故事情节凶残暴力色情，她自己无法接受。徐子东说贾*凹的语言更加凝练精美，其乡土文学作品也是可圈可点的。他们的评判都没有错，也能代表一大部分人的观点。
网络上说中国年轻人喜欢村上春树，而日本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早就预言莫言比村上春树更容易获得诺贝尔奖。事实证明大江健三郎的预言，并非空穴来风。
前文化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对莫言的获奖进行了理性的分析。他说早几年就知道，莫言获奖是迟早的事情，也是众望所归。王蒙从诺奖的评委，到那些汉学家的背景，一一作了分析，他认为莫言获奖与翻译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莫言的语言风格更适合汉学家的翻译和评委的阅读，这些原因都是客观存在的。外国的汉学家把一部优秀的中国作品翻译得面目全非的时候，并不鲜见。
我要说的是莫言获奖了，他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打开了一扇窗口。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虽说莫言代表不了中国文学的全部，但是毋庸置疑，他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理性的批评，善意的对待，也是文学批评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再著名的作家也是人，是人就会优缺点。由于自身的经历，学识，对事物的认知程度的局限性。再脍炙人口的作品，也有其糟粕的一面。这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至于有人质疑莫言抄写了一遍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我觉得这对莫言本身的创作没有太大的关系。中国四十岁以上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应该人人知道《讲话》，也都用心地阅读过，抄写一遍也不是个什么过错。讲话提倡广大文艺创作者要到火热的生活中去，要到最基层去，要为劳苦大众服务。明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虽然有些东西有当时时代的烙印，但是拿这件事情和莫言说事。我觉得未免心胸狭窄，其动机让人质疑。因为一个人在年少的时候，学习都是偏颇的，囫囵吞枣的。因为他就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对自己有用，什么东西对自己没用。几十年以后，你再说他读的什么书，抄写的什么东西不对，这就是典型的吹毛求疵。
莫言获奖之所以饱受争议，是因为中国获奖的作家太少。世界对中国，中国自己对中国都没有一个清楚全面的认识。
莫言获奖以后，马悦然在香港爆料，说山东作协某位文化官员写信贿赂他，要马先生帮忙。如果让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奖金全部归马悦然，他只要获奖证书。以马老的声望和品性，不会是信口开河，写这个信的应该确有其人其事。
要说莫言获得诺奖，给中国乃至给山东人民争光的话。那么山东这个文化官员的贿赂信，应该给山东乃至整个中国人民蒙羞。这样的官员，不学无术，贿赂都搞到诺奖评委会去了。中纪委，反贪局还不找他，更待何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