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克群先生和乔龙庆女士捐赠的书中有一本贾平凹的小说《我是农民》。出于对作者的仰慕，几乎等不得图书编目完毕就借来，并一口气读完了它。合上书的那夜，我失眠了……
路遥在创作小说时曾经把经济发展对道德和伦理观念的冲击作为一种创作模式，提出了“难道经济发展一定要以道德沦丧为代价吗？”的问题，让人深思。无独有偶，贾平凹同样在《鸡窝洼的人家》、《天狗》、《浮躁》等作品中描写了农村传统道德与现代观念的冲突，描写随着改革开放而进入农村的商品意识和现代生活方式对古老民风民俗的冲击，以及所引起的价值观念的转变。他由此来探索人性在时代变革中的内涵，写出了人们精神世界的各种生活气象。从这一点上说，贾平凹和路遥无疑走到一条路子上来了。
《我是农民》以自叙传的方式主要写了自己从上学一直到成为作家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社会变革及周围的人们在社会变革中的表现，虽然时时都在回忆过去，但时时又都脱离不了现在的影子，并以现在的眼光品评着过去的一切，从而使作品产生了一种独特的“间离意识” 和淡淡的哀伤之气。小说的结尾部分曾这样写道：“整个社会，一切都在速成着，一切都做作起来，人人忙碌、浮躁不堪。孩子们整日唱着那些尽是愁呀忧呀的流行歌曲，我就说：‘孩子，你们那种愁忧并不是真正的愁忧，在没有童年和少年的城市里，你们是鱼缸中的鱼，你吐了我吃，我吐了你吃，愁忧将这么没完没了地伴随着你，腐蚀着你，使你慢慢加厚了一个小市民的甲壳。真正的苦难在乡下，真正的快乐在苦难中，你能到乡下去吗？’”。到乡下去，这对于经济飞速发展而旧的伦理道德不断被遗弃的社会，无疑是一个深深的质问。像沈从文的湘西情结一样，他的心里始终有一方净土，这块地方不受外界的干扰，不守时代的牵绊，同样，在贾平凹的心灵深处也有一方净土——乡下。生活了几十年的乡下，虽然有饿肚子的经历，有挨批斗的苦痛，但仍然留有一种特别的亲切，这种亲切来自家乡人本性中的憨厚，父亲的大度以及三娃这样的文化人给“我”的印象，甚至也包括乡土气息下孕育着的朦胧的初恋……
对于初恋，贾平凹曾做过这样的描述：初恋常常是失败的，而事过境迁，把人性中的弱点转化成了一种审美，这就是初恋对于人到中年者的意义。作者的两次恋爱也是值得深思的，第一个女孩是农村的，作者写道“我是浑身不觉的楞小子，还嘲笑过她的皮肤黑，腮上有一点麻点，可现在却发现她黑的耐看……”第二个是大干部的女儿“化了妆的她美艳无比，没她的节目，她就生到我的身旁……”，“乡里的孩子叫自己的父亲为‘大’或‘大大’惟独她说起她的父亲是‘我爸’如何如何……我是听不惯她说她爸的”。把两者进行比较，就可以明显地发现前者是农村你姑娘的典型代表，而后者则是受到新文化、经济浪潮所影响的干部子女，作者对前者念念不忘，而和后者则发展到了一种不得不分手的地步，并从一开始就听不惯叫自己的父亲为“爸爸”，这显然就是一种文化的隔阂了。所以，与其说作者听不惯叫“爸爸”，还不如说是对新的经济浪潮及文化本能的抗拒，与其说写爱情还不如说作者在传统和新文化两者之间摆明了自己的立场。而这种“幻化成的审美”中也包蕴着他在一种新的文化天地里对传统文化的眷恋。
诚然，社会要发展，民族要进步，离不开经济的发展，但在社会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对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的冲击，以及人们在两者之间的徘徊和以此感到的隐痛却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在出租车夫听说作者不是住在省委家属院的时候，表现出的轻蔑，说的脏话和随意吐出的一口浓痰。更容易让人对伦理道德产生怀念。
然而，无论经济发展的大浪潮对传统伦理道德带来多大冲击，给人们心灵带来多大的隐痛，社会进步总趋势还是好的，作者发出“到乡下去”的感慨，只是呼吁人们在经济发展的浪潮中，不要把我们传统的民族的道德丧失殆尽，更不要让经济发展以丧失道德为代价。
当然，纵观全书，涉及的文化层面还很多，比如对人性中残忍的一面（看枪决犯人）的反思；对一些跟着政治的风转悠的人（父亲的朋友在父亲批斗前后的变化）的斥责；对自己儿子辈成长中困惑的质疑等，无一不让人感到一种沉重的思考。作为经济大发展的中国，提倡“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的时代，作者抓住经济建设和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并加以探讨，强调精神文明建设，传统道德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及其重要性，无疑使这本书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