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赠孟浩然》看似深情、热烈, 实际上都出于蹈袭, 带有矫饰色彩。而李白的这些矫饰不仅能被“机警无匿”的孟浩然轻易感知, 而且适与孟浩然“行不为饰, 动以求真”的社交个性尖锐对立。因此, 不管孟浩然对李白的热情未作回应带有多少偶然因素, 两人的不能深交都带有必然色彩。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于李白社交的失败。
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对李白社交个性及其效果的反思。直接向对方表达自己的热烈情怀是李白通常采用的社交模式。但从王维、孟浩然对情感表达的有意抑制以及王士源对孟浩然“行不为饰”的评价来看, 这一社交模式的效果在当时已经不太乐观。更大的问题还在于, 李白甚至没有真正把握到这一社交模式的精髓:对于人际关系的建立和强化来说, 重要的并不仅仅只是热情, 还有对这份热情的真诚。如果热烈的表达发自衷心, 自然会得到他人的积极回应。然而李白表达热烈情怀时的蹈袭和模式化处理都极其草率, 这严重削弱了其情感的真诚与深度。上引《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和《赠孟浩然》就是显例。50可以想见, 李白这样模式化的热情表达会很容易被人识破, 甚至带来反面的社交效果。这种社交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一生的遭际, 显然就成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
然而问题还不仅仅在此。在通常的诗人研究中, 人们往往会强调诗人的抱负或才华, 并将其仕途的失败主要归结于社会或时代, 而较少考虑社交能力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实际上, 社交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交能力也是个人综合素质、能力的重要体现, 是影响其一生出处成败的重要因素。对于唐代士人来说, 由于朝廷实行科举与荐举并存的取士制度, 交游、干谒、行卷等社交方式成为他们获取社会资源、实现人生目标的主要手段51, 优秀的社交能力就显得尤其重要。李白如此, 孟浩然如此, 所有唐代士人一生的出处莫不关涉于此。循此出发, 则关于唐代诗人的研究, 或者可以开辟出一个新的探讨向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