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周易》不只作为具有占筮之书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重要影响，多年来它也被作为一部美学意义上的重要书籍。
《周易》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分为《经》《传》两个部分。据专家考证，《经》产生于殷周之际，而《传》产生于战国时期，是用以解释《经》的。长期以来，《周易》不只作为具有占筮之书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重要影响，因其中蕴含着较完整的美学思想，多年来它也被作为一部美学意义上的重要书籍。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其重要的美学思想之一。
一、天、地、人三才――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
《易传》指出“《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三才指的是天道、地道、人道。它认为六画卦就是三才的化身，卦中的五、六两爻代表天，三、四两爻代表人，初、二两爻代表地。这说明一个道理，即天、地、人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但它们又各具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对人来讲，其行动是否能获取成功，关键看他的行为是否与天地之道相符合。当然，它认为，一般人很难能主动地去适应天地之道，去寻找天地之道的。所以他主张“圣人以神道设教”，“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同上)。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的境地。《易传》认为，衡量人们行为的正确与否，就要看它是否与天地之道相合。《文言传》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所谓“先天”，是说先于天时到来而行动，即能预测天时的变化，为天时变化之前导;所谓“后天”，是说天时到来之后又按天时的变化而行动，即在自然变化既已发生之后，又注意适应。此种天人合德说，不只是顺应自然，而且是利用和控制自然规律，为人类造福，也即“裁成辅相”说。“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就是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努力，对自然物的变化加以辅助、节制或调整，使其更加符合人类的需要，以成就自然化育万物的功能。此说可以称为天人谐调论。
毫无疑问，《周易》没有看到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本质区别，处处把自然和人相比附，充分肯定了人与自然都遵循着共同的规律，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而不是各不相关、互不相容的，两者之间绝没有不可超越的鸿沟。《周易》中“天地，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下)、“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序卦)的这些看法，实质上都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产物。同时，作为自然的产物的人是依靠自然而生存的。“天地养万物”(颐卦)，人不但从自然得到物质的给养，而且在他的道德精神和一切活动中，都能同自然达到最高的统一。不论其中的有多少简单的比附和神秘的幻想，重要的是，它素朴地意识到了人与自然的交融统一。人在社会政治伦理道德范围内的一切活动，是属于人的，同时又是合乎自然的，同自然完全一致的。反过来说，一切出乎自然的必然性的现象同时又都具有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意义。如《周易》常讲到的乾与坤即阴与阳、天与地的关系，是一种自然的、必然的关系，同时这种关系又是男女夫妇之间的一种伦理道德的关系。乾坤两卦是天地，同时也就是父母，而八卦中的其他各卦则是父母所生出的六对男孩女孩。震得乾卦的初爻，为长男;坎得乾卦的中爻，为中男;艮得乾卦的上爻，为少男。如法炮制，巽、离、兑各得卦的初、中、上爻，分别为长女、中女、少女。其中包含着这样一种思想，即自然的东西是合乎伦理的，合乎伦理的东西是合乎自然的。如果抛开《周易》所维护的奴隶社会的伦理道德来看，这个思想已经模糊地感觉到了人的自然本性与人的社会本性之间的不可分的联系。事实上，人同动物的本质区别，不正在于人身上一切原来同动物相同的属于自然的东西，都渗透了人的、社会的内容，具有了人的、社会的意义吗?马克思在讲到男女关系的问题时说：“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地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地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
《易传》以为，天地人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人与天是相应的，只不过表现不同。比如，“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及万民”(《易彖传颐》)。“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易彖传恒》)。这叫顺乎天而应乎人。《易传》认为，八卦、《周易》的造作，是伏羲等古之圣人仰观俯察，根据天地人之道与性“则之”“效之”“象之”而成的，目的在于“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体天地之撰”，以崇天之德，广人之业。它的理论前提就是“天人合一”思想。惟其如此，它才能“观变于阴阳”，“幽赞于神明”(《易传说卦传》)，“彰往而察来”“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易传系辞上传》)，从而“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易传彖传》)。
二、自然的合目的性――《周易》人化自然的思想
《周易》的天人合一，强调以人合天，以天为道德楷模，要求人效天之行。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天道不争而善胜，然而善谋;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天道为而不宰，功成而不居;天道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默默地成就万物。但更把主体的作用提到首位，认为人在自身的活动中又不断改变着自然。人的存在本身就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作为自然的人是社会性的存在，是“自然向人生存”，而具有社会性的人同时是自然的存在，其显著的特点是“以天合人”，而不是“以人合天”，它把全部文明史看作是人类的创造史。
正是从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出发，《周易》洞见了天地之美与人文之美的关系，提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乾《文言》)。作为人文之美的标准的“大人”，在本质上是与天地阴阳之道合一的。正是因为人文之美体现了自然的合目的性，自然也就不再是自在的自然，而是为人的自然、人化的自然了，使人与自然合二为一构成审美意象。
清代著名戏曲家、小说家李渔说：“才情者，人心之山水;山水者，天地之才情。”明代著名画家董其昌谈山水画时说：“大都诗以山川为境，山川亦以诗为境。”事实上，进入审美情境中的自然，无一不是人的情感思想的化身，已与原妆的自然有了性质上的差异。孔子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亦即这种天人合一、人化自然的美学思想。
由此可见，《周易》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表明了审美主体对自然进行审美观照时，具有选择性，有了人化自然的思想，对后世的文学、艺术、哲学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