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新世纪初，鄙人眼所能及的土地里还多是戴着斗笠、背向青天面朝黄土的身影，干的是持镰荷锄、改造地球的营生。现如今“园地”已代替“农田”，土地大小不变，涵盖的范围却变得宽泛得多。种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种玫瑰蔷薇也罢，但凡不让那土地终年毫无遮掩地暴露在风吹日晒下，土地的主人就算负起了职责。
造成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懵懵懂懂地，鄙人将其浅显地归功于农业税的取消，各类工种的进一步拓展开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诞生在中国的一批人呵，尤指农村男子，普遍有着被各类体力劳动催生出来的强健体魄，以及后辈对其表现得懵懂的阅历。
去年寒假鄙人归园田居，瞧见邻家伯孔武有力地挥动着锄头，早个二三十年前，人们寄期望于靠“研究七寸笔头”，来摆脱七尺锄头的束缚。好在和平年代没有多少七尺长枪的用武之地……当时由于笔头是“物以稀为贵”，才获得民众如此青睐，随着教育的普及，大学的扩招，笔头也作为常态而被理解；锄头也早已不再纯粹是贫穷生产生活的代表，在基本温饱问题得以解决的前提下，它更像是一种释放工具。而他们或许是最后一批会在自留地上滴下汗水的生产兵。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湖南长沙县就出了个“李四喜”问题。当年迫于革命思想的压力，兴起一场针对农民自私狭隘思想的批判运动，媒体造势+群众呼应，最终声称对当事人完成了思想改造……事件真伪权且不议，但它也确实地展现了以农民为代表的普通群众的生活期望，再过半个多世纪后看待当时的问题，其实他的目的很明确，无非是想安稳地拥有自我的园地。无奈当时是革命主调，此刻是经济主调，对于同样的事件，社会评价截然不一样。
时过境迁，园地！单是字面意思就变得丰富而浪漫得多。它不再是土壤的专属名词，而多了匠人们在各自领域的私人属地。
周作人先生声称自我的属地是文艺，这范围着实有些大了。毕竟多数人不具备他那广博甚至晦涩的学识。不妨细分：泼墨点染的丹青师、雕梁画栋木匠、和泥烧土的陶艺师、坐足十年冷板凳的作家学者……既能干好本职工作的也不耽误陶冶情操。
从土地劳作直到其他生产生活，贯穿悠然自我的境界能够概括为——眼前两碗米饭，心中一粒飞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