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民的精神，是现实的，乐天的，所以代表国人精神的戏曲、小说，无处不附带着这种乐天的色彩：开始于悲剧结束于欢乐，开始于离散结束于复合，开始于窘迫结束于通达；（如果）不这样而想满足读者的心意，困难啊。比如《牡丹亭》中（杜丽娘）还魂（与柳梦梅结为夫妻），《长生殿》中（李隆基与杨贵妃在月宫）重新团圆，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所以我国的文学中，那具有厌世解脱的精神的，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罢了。而《桃花扇》的解脱，不是真的解脱：沧桑巨变，亲眼目击并且亲身经历，不能自己醒悟，却被张道士的一句话点醒；并且（侯方域）跋涉数千里，冒无法预测的危险，被囚禁在牢狱之中，所寻找的女子，才得以见面，却因为张道士的话，一下就舍弃她，如果不是三尺孩童，那谁能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呢？所以《桃花扇》的解脱，是来自外界的约束；而《红楼梦》的解脱，是来自自我内部的约束。况且《桃花扇》的作者，只是借侯、李的故事，来写故国的悲戚，而不是以描写人生为主。所以《桃花扇》是政治的，国民的，历史的（作品）；《红楼梦》是哲学的，宇宙的，文学的（作品）。这就是《红楼梦》大大违背我国国民精神的原因，而它的价值也就在这里啊。
《红楼梦》一书，和一切喜剧相反，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啊。……按照叔本华的学说，悲剧之中又有三种的区别：第一种悲剧，是由极恶的人，极尽他所有的能力来互相构陷而成的。第二种是由于不可知的命运而造成的。第三种悲剧，是由于剧中人物的位置和关系而不得不这样的，并非一定有蛇蝎的本性与意外的变故，只是由于普通的人物、普通的境遇逼迫它，不得不这样。他们明明知道悲剧的害处，（却）互相实施并且互相承受它，各自加以力量而各自不承担它的过错。这种悲剧，远比前两者更为感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它们显示了人生最大的不幸，不是例外的事，而是人生所固有的缘故啊。像前两种悲剧，我们对像蛇蝎的人物和不可知的命运，未尝不悚然战栗，但因为它罕见的缘故，还庆幸我这一生可以避免，而不必寻求躲避（痛苦）之地。但在第三种，就可以看到这种不同寻常的势力，足可以破坏人生的幸福，无时不可落在我们面前。况且这等惨烈的遭遇，不但时时可能自己忍受，而且有时可以加之于别人，亲身遭遇这种残酷之事，却无不平可以鸣告：这真可说是天下最为惨烈的事啊。像《红楼梦》，则正是第三种悲剧啊。在此就以宝玉、黛玉的事来阐明这种看法：贾母爱宝钗的温顺娴静，而害怕黛玉的孤僻，又听信金玉良缘的邪说，而想着要压下宝玉的病；王夫人本来就与薛家相亲近；凤姐因为管家的缘故，妒忌黛玉的才华而担心她给自己带来不便；袭人鉴于尤二姐和香菱的事，听到黛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话，害怕祸及自身，而自己与凤姐（的倾向）相同，也是自然的形势。宝玉对于黛玉，信誓旦旦，却不能对最爱他的祖母讲，则是普通的道德使他这样；更何况黛玉一个女子呢！由此种种原因，而金玉因之合，木石因之分离，又哪里有蛇蝎一类的人物、不同寻常的变故，在其中作怪呢？不过是通常的道德、通常的人情、通常的境遇造成这样的悲剧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可以说是悲剧中的悲剧啊。
